Claire告诉我说“我每次呼呼醒过来都看到你的短信”。

我不知道这会不会变成她的一种期待。我也有过这样的期待。那时候，每次班上的生活委员课间开班级的报箱回来，我都很期待他手里的一叠东西里面会有我的信。大学里我同时给三个女孩写信，写给其中两个的是多数。这两个中，我喜欢其中一个多些，另一个少些。她们都在上海的西北角，而我在闵行，西南角。

其实我们是可以打电话的，但我不喜欢电话。我觉得手写的文字更有亲切感。我一直嫌电话太肤浅。人在电话里就很容易开始变得生活化，柴米油盐的就都会说，否则就没有什么话可以说了。写信时，那种思念可以被保持得很好，慢慢的被释放在笔尖，就像一支在黑暗中隐隐有些光的雪茄，很氲氤的在释放里面的spirit。

我的理论是：电话是用来说公事的。

我那时候很是嫌邮局慢。我很羡慕徐志摩，想念陆小曼的时候，就可以提起笔来写，然后就可以找人送去，半天就到了。我们的邮局，信要走一天多。那两个女孩都只会在收到我的信以后再给我回信，所以我一般每周都只能收到一封回信。这会让我很焦急，每天都生活在期待中。这种焦急，会在生活委员走向我丢出一个信封的时候全部消散。

其中一个女孩后来就成了我的女友。

写信时，我付出很多，索取很少。我写过最长的一封信大约有十四五张信纸，写过最多的时候是一个礼拜给一个女孩写三封。即便如此，我收到的信仍然只有一两张信纸，每周也只收到一封。我并没有不高兴。的确我写字太快，到后来打字也快。我常常自诩 “文思泉涌”，抱怨写字打字都跟不上脑袋。我不能用我自己的标准来要求别人。

我一共写了差不多两年的样子，从到闵行开始，直到其中一个女孩成为我的女友。我不知道另一个女孩是不是还留着我写给她信——“谁看了我给你写的信，谁把它丢在风里”。现在我已经不写信了。我觉得我自己很幸运，赶上了传统年代的尾巴。赶上了在有手机、电子邮件之前谈了一场恋爱。我不知道现在有了短消息和电子邮件，那些大学生们是怎么谈恋爱的。

其实，我每天早上醒来也都看到一条短信，只不过是新浪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