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在这个礼拜的《经济观察报》撰文一整版，谈论关于“领袖”时代的终结。作者被阿拉法特的垂危以及卡斯特罗的病情所触动，觉得一旦这两位老人作古，我们这个世界上便将再无有独特魅力的真正领袖人物。作者将阿拉法特和卡斯特罗放在罗斯福、丘吉尔、戴高乐、列宁、斯大林、甘地等人一起，认为他们都属于那个领袖与英雄的年代，他们对历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因其个人品质而赢得了人们的普遍尊敬，从而将他们区别于那些“平庸”的总统、总理，比如布什。作者认为，“我们无可挽回的要告别一个领袖的年代”，而现代社会发展带来了民主和知识的普及，使得“日益壮大的公众力量…不再允许类似于我们今天津津乐道的领袖的产生”。

很难说这个作者说的不对。的确，三十年来我们一直在感叹，再也不会出现周恩来这样的好总理了；三百年来我们一直在感叹，再也没有人写得出堪比莫扎特和贝多芬的作品来了；一千多年来我们一直在感叹，后人在诗词上的造诣再也达不到唐宋时候的高度了。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些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人、事、物中的任何一样都属于一个特定的环境和外界条件。离开了这个环境和条件，就不会再产生了。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作者是正确的。乱世出英雄，他列举的那些二十世纪的英雄式的领袖每一个都来自于纷乱、战火、动荡。武圣关公出自三国，文圣孔子生于战国，同理也。

不过作者也稍有些厚古薄今了，让人看到怀旧情节在里面作祟——就好像黄健翔经常感叹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和1982年西班牙世界杯是最好的世界杯；又好像有人总觉得自邓丽君以降，单纯从歌艺上无出其右者；更不用说无数三十岁上下的人对83版“射雕”无以复加的推崇了。经典的固然经典，固然达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但终是长江后浪推前浪。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不可否认的原因之一是它存在于刚刚过去的从前。过去太久了，便遗忘了；若还没有过去，尚处于当代，便没有了距离感和美感。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国际足联组织的THE 100评选。在其评出的过去一百年中最伟大的一百名足球运动员中，有七十多个人是在最近二十年中踢球的，而这些人中，又有六七成是已经退役或者行将退役的。换言之，100个人里面有一半属于“刚刚过去的从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