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的功效主义倾向

曾经有人问我,中美两国有什么文化差异。我的回答是:中国社会有强烈的功效主义(utilitarianism)。不仅仅是当代。中国社会的功效主义倾向,古已有之。古人说,“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车马多簇簇”。这话很清楚了:为什么要读书?因为读了书就有美女、有钱、有香车宝马。

古人还说,笑贫不笑娼。这是一种典型的功效主义:the end justifies the mean。“结果即正义”在当代的著名例子就是“不管是黑猫还是白猫,抓到耗子就是好猫”。辩证法说,事物有两面。这句话,在当时那个时代环境下,当然是对的、是非常有意义的。不过,不幸的是,这句话以及这句话后来带来的效果,虽然帮助中国社会摆脱了贫困,却进一步加强了中国社会的功效主义倾向。

中国社会的功效主义的另一个典型体现是拜佛。中国人到庙里拜菩萨,很多都带着目的:求子、求功名、求姻缘。有一说一,中国的文化里也有一些不那么功效主义的东西的。比如,有时候我们会说“但行善事,莫问前程”,会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也会说“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但总的来说,中国社会是明显的倾向于功效主义的。

功效主义在公司环境里的体现就是“为过程鼓掌,为结果买单”。“结果导向”(result oriented)本身是天经地义的,因为公司是生意。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你不能拿了工资忙忙碌碌的就是不出活。但是,把“结果导向”叠加到一个本身就已经有强烈的功效主义的环境里,导致的结果就是更加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结果大于过程,只要老板给下来的目标达成了,具体执行有些瑕疵是可以接受的。

功效主义可能导致“the tyranny of the majority”。因为人数多寡是功效的直接体现。在“电车困境”里,功效主义的选择是牺牲一个人来拯救一车人,因为让更多的人活下来是功效更高的。

拆迁中的冲突,根源之一也是功效主义。拆迁的道义基础是为了多数人的福祉牺牲少数人。拆迁会迫使一小部分人离开从小长大、居住了几十年的街区,但这些牺牲是“值得”的,因为拆迁是为了城市改造,改造城市是为了让”更多人“有更好的生活。你一个人赖着不肯搬,你为了你一个人的利益(“一己私利”),阻碍了“大家”获得更好的生活,所以你不搬也得搬,你不搬就强制你搬。

《奇葩说》有一期的题目是“救画还是救猫”。李诞讲的最后那段话,值得品味:

很多有知识的人,他们知识多了之后,就觉得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他也不苦其心志,也不劳其筋骨,他就天天想着怎么牺牲别人。他每天都在想我怎么牺牲这个去救那个,怎么牺牲小的去救大的,怎么牺牲近的去救远的。历史已经告诉我们了,维系这个世界靠的是我这样自私的人,我们这样自私的活着,但我们不伤害别人,这个世界才能运转。而正是那些为了所谓宏伟事业,为了一些远大目标去不计后果牺牲别人,牺牲别的小猫的人,频频地让这个世界陷入大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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