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走进了外滩12号大楼。原先上好法语，总是坐门口的123路到人民广场终点站下来，去换地铁，外滩只是在车窗外掠过。今天我改注意了：今天天冷，衣服穿的厚，到了地铁里面一定会很热。所以我到了南东外滩那站，就下来，打算去换42路。于是就路过外滩12号大楼了。抓住我的眼球的是12号大楼的大门里面的一块"Bonomi咖啡"的黄颜色牌子。

上海的Bonomi，我去过两家：一家在马勒别墅一层，外面就对着大草坪；另一家在正大广场五楼，坐在阳台上，正对的就是黄浦江，就是外滩。用一句话概括，就是都以View取胜。东西好坏不论，环境绝对好。Bonomi的招牌，外滩的大楼，联系在一起，就让我有一种进去看一看的冲动。

我并没有失望。那种像铁笼子一样的电梯，圆形楼梯的木扶手，整旧如旧的走道，木门上的铜铰链和铜把手，走道里的雅致的背景音乐，感觉一如老锦江里那样的风格。顺着二楼长长的走道往前，看着两侧的一个个公司：维珍航空、挪威12家集团，还有很多香港的我并没听说过的公司。我真得很希望能在这种地方上班。六七十年前，在这里上班的上海滩的精英们、年轻白领们每天都是一丝不苟的抹发油、擦皮鞋、熨衬衫、打领带。只有在这种地方，我才有每天都dress up的动机，因为否则便无法延续这传统。

Bonomi在一个和其他公司没太大差异的门里面。时值周末加上如此幽深的所在，所以里面一个人都没有。若是平日工作日，我想一定会有很多同一大楼里的白领来小坐，如果我在，我也一定会去。坐在阳台里，点一杯随便什么咖啡，翻翻《大都市》，心就这么静下来了，感觉心很开阔。四周静静的，间或有黄浦江上的汽笛声音传来，抬头侧望，便可看到海关的钟楼，残阳洒在钟楼上。阳台并不临街，看不到外滩，但这也正好滤掉了满眼的纷乱。

耳边突然想起了海关大钟的报时钟声，那么悠扬！

(一)

Shi是我的同学：1984年的9月1日开始，她就是我的同班同学了，一直到1996年的6月。

小学一年级的时候，老师夸她的字写得很好，我不服：不就是写得慢一些、工整一些么？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们一起留下来出黑板报。初中的时候，我们都在美术小组，那个小组整个初中总共才六七个人。高中里，我们一起参加辩论赛，她拿了很多作文竞赛的一等奖，我拿了很多物理竞赛的一等奖。她的志向是去同济学做建筑师，但后来大学她直升去了北大学经济，一年后去了亚特兰大。她跟我说佐治亚州天气很好，于是我开始向往GIT。后来她回国，我们一起吃饭，她说起在美国时她的包里总备着一个Condom，遇到不测时可保安全。她已经是一个美国女孩了。

我和她的轨迹重叠了12年，见到她总让我很温暖，但我从来没想过要喜欢她。那天中学校庆，我回到小学的校舍，站在走廊里被记忆淹没。我和她说起这事，她说时间总有一种让人心灵颤动的力量。

(二)

Ding是我们的班长，从初一到高三。初中时，我就坐她后排。从初一到高一，我和她总是被同学起哄。不过我不生气，我真的喜欢她。那天我们一起等车，很开心的不停说话，每次来车，她都说“我们坐下一辆吧”，不知不觉就过去了一个多小时。到了高中，我长高了，去了最后一排，和她之间隔了三排。于是我们就再不常有说话机会了。这是我第一次知道距离是感情的敌人。

(三)

Li是第一个为我哭的女孩。高二那天，我们几个下课后留在教室里准备辩论赛，她也留着，说留下来做作业。我并没有想太多，后来准备完了，几个人一起回家，喊她一起走，她说她不走。我们几个走到校门的时候，Xu让我会教室去看看。

我回到教室，看到Li还在座位上，眼里噙着泪花。原来我并不知道她是在等着能和我一起回家。

可我不知道后来为什么她又不和我说话了。我始终不明白。高三高考前，我在蚊子和数学分析习题的陪伴下给她写信，一边听着《伤痕》，告诉她说我过的不好。我在信里告诉她我在大学里的新地址，但我没有收到过她的信。

她后来把我借给她的《宋词》还给了我，在某页上有一句铅笔写的话：被爱是奢侈的幸福。笔迹是她的，很纤秀的笔迹。

(四)

Xu的心很细，是她让我回到教室去找Li。高中的时候，我和她一起参加辩论，一起参加化学竞赛，一起参加生物竞赛，一起去华师大的生物教研室看标本。高中三年的期中考试、期末考试，我和她常常一同出现在前三名中。后来，我直升去了交大，她直升去了复旦。

在闵行的时候我开始给她写信，至少是每周一封。我倒贴过邮票，她看到了，但谁也没点穿：她用调侃的语气问我，我便装糊涂，说大概是一着急没贴好。其实，男女的恋情，最是美丽、最是使人茶饭不思的，便是尚未捅穿最后一层纸时的猜测、暗恋和欲说还休。这就像幼时最快乐的是其实是春游前的期待、准备和兴奋，而不是春游本身。

1997年的夏天，去宜兴军训前的一个晚上，我梦见了她。于是我告诉自己，这一次我要把握住，我要找到我的爱，而不是等着奢侈的被爱。我给她写了信，寄走了，我便去了宜兴。

开学的时候我收到了她的回信，信里说，太着急吃热豆腐的小孩会烫着嘴的。她的信的最后一句话似乎是说要让时间去演绎故事。我记不清了，但我一直没有勇气再去看一下那封信。

(五)

她们都已经是过去时了。或许很快又有一个女孩会由现在时变成过去时。但我已经不再年轻了。我已经用尽过心力来做到对感情最多的付出。我已经太懂恋爱、太懂感情。

任何感情都抵挡不住超过半年的分隔。

我身边已经看过了太多的例子：
1) 我的高中同学，Xu和Chen，男的在德国，女的在日本，很辛苦的谈了两年，散了
2) 我的高中同学，Xin和Xu，男的中国读研，女的交换去了挪威，关系始终确定不下来
3) 我的大学同学，Fei和Yin，两个人已经有两三年了，但女的交换去了德国，两个人就结束了

同样的事情还在继续。我的高中同学，Gu和Ji，两个人在一起已经9年了！但女的八月份去了波士顿念书，男的还在上海工作。这九年的感情，恐怕不够支撑一年的。还有Claire写的那个故事，Sandra和Wouter。距离总是能够战胜时间，在一个城市远比有若干年的感情更重要。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块空间，总是要有个人来填满。遥远的那个人填不满它，身边就会有另一个人来填满。我的这些朋友的经历和结果告诉我们的就是这个道理。

我很少穿正装的。过去一年中，总共大概也就穿过两次的样子。这次开会，又穿了一次。我也不知道是哪个同事帮我拍的照，拍得自己还算满意。

很多人的正装都穿得有问题。要么是衬衫的领子太大，要么就是西装的后领和衬衫之间可以插进一个手指头去。要么就是西装的袖子太长，要么就是整天把手插在西裤口袋里。还有，我搞不清为什么现在的人都喜欢穿三排扣的。上次陪刘志建买西装，东方商厦那一片店面，都只有三排的，两排的寥寥无几。

我觉得两排的很好，很端庄，很传统。我很向往上海以前那种“老克勒”的品位。品味真的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需要经年累月的积累、改变，浸润到人的骨子里面去，让品味从一举手一投足里都投射出来。有钱买不来品味；没钱还要有品位，难度就超高。

Anyway，如果你还没有看过一本叫做《格调》的书，你应该先看一下。

到现在还没吃晚饭。差不多该去吃了，再不去没得吃了。

晚饭吃什么呢？这可是个问题。可能吃馄饨，也有可能吃一荤一素一汤。门口有一家小店，一个空心菜、一个红烧甩水、一个榨菜蛋汤、一碗饭，也就22块钱。我经常吃这个组合，那里的打工妹都知道了，每次我去都问我“是不是老样子”。

吃饭对我来说不是一个问题。虽然我很喜欢吃，喜欢各种美食，但我平时吃饭并不挑剔。馄饨、炒饭、麦当劳，都可以打发一顿饭。即便是两个人出去吃，我也并不介意吃什么——重要的是和谁吃饭，而不是吃什么。

我们为吃饭吵过很多次，原因并不复杂，只是为了决定去哪里吃饭。我记得有这么一段对话，曾经在网上和朋友之间的email被传阅：

男：我们下午去哪里？
女：无所谓，你说去哪里就哪里
男：那我们看电影好不好？
女：不喜欢，没好片子
男：我们去逛街好不好？
女：不好，太累
男：我们在家看电视吧
女：不好，在家里没劲
男：…

首先我承认这是正常的，是人的正常的心理活动，人的心理的奇妙也就在于此。但我始终还是不知道，为什么女人会那么难伺候。用上海话说，这个就叫“作”（念第一声，阴平）。

Claire告诉我说“我每次呼呼醒过来都看到你的短信”。

我不知道这会不会变成她的一种期待。我也有过这样的期待。那时候，每次班上的生活委员课间开班级的报箱回来，我都很期待他手里的一叠东西里面会有我的信。大学里我同时给三个女孩写信，写给其中两个的是多数。这两个中，我喜欢其中一个多些，另一个少些。她们都在上海的西北角，而我在闵行，西南角。

其实我们是可以打电话的，但我不喜欢电话。我觉得手写的文字更有亲切感。我一直嫌电话太肤浅。人在电话里就很容易开始变得生活化，柴米油盐的就都会说，否则就没有什么话可以说了。写信时，那种思念可以被保持得很好，慢慢的被释放在笔尖，就像一支在黑暗中隐隐有些光的雪茄，很氲氤的在释放里面的spirit。

我的理论是：电话是用来说公事的。

我那时候很是嫌邮局慢。我很羡慕徐志摩，想念陆小曼的时候，就可以提起笔来写，然后就可以找人送去，半天就到了。我们的邮局，信要走一天多。那两个女孩都只会在收到我的信以后再给我回信，所以我一般每周都只能收到一封回信。这会让我很焦急，每天都生活在期待中。这种焦急，会在生活委员走向我丢出一个信封的时候全部消散。

其中一个女孩后来就成了我的女友。

写信时，我付出很多，索取很少。我写过最长的一封信大约有十四五张信纸，写过最多的时候是一个礼拜给一个女孩写三封。即便如此，我收到的信仍然只有一两张信纸，每周也只收到一封。我并没有不高兴。的确我写字太快，到后来打字也快。我常常自诩 “文思泉涌”，抱怨写字打字都跟不上脑袋。我不能用我自己的标准来要求别人。

我一共写了差不多两年的样子，从到闵行开始，直到其中一个女孩成为我的女友。我不知道另一个女孩是不是还留着我写给她信——“谁看了我给你写的信，谁把它丢在风里”。现在我已经不写信了。我觉得我自己很幸运，赶上了传统年代的尾巴。赶上了在有手机、电子邮件之前谈了一场恋爱。我不知道现在有了短消息和电子邮件，那些大学生们是怎么谈恋爱的。

其实，我每天早上醒来也都看到一条短信，只不过是新浪新闻。

“快乐大降温”，是那个叫做李岷的家伙每年冬天最喜欢说的。每次到十一月、十二月，冷空气来的时候，这个家伙总是很快乐，他会兴高采烈的欢呼“快乐大降温啦”，然后翻出最厚的一床被子，“噗”的扔在床上，嘴巴里还有音效——“piu”。

然后冬天就到了。

在闵行那年，我们寝室走了一个人：因为感情，他在复旦的教工宿舍坠楼——他并不是自杀，但他的坠楼确是因为被遗弃。于是我们寝室只有三个人：我，屁精，老胖。屁精就是李岷。老胖是傅文垠，后来去了美国，我很想念他。冬天的时候，老胖喜欢去教室看书，于是寝室里总是只剩下我和李岷两个人。

我们一天会洗很多次脚，用热水泡着，好舒服。然后屁精用它的walkman放hotel california，还有we are the champion。我们有很多共同的爱好，都很喜欢从包图借很多乱七八糟的书看，常常一天一本，但没有一本是参考书。屁精影响了我很多。他从来不关心我的私人事情。我在灯下给写一封封少则三四张、多则十几张信纸的信的时候，他从来不来问我写给谁。他也写信，也不避着我，我也不会去窥探。我很喜欢这样，似乎男人之间就应该是这样的：非常亲密的朋友，但每个人的私事的界限还是很清楚，人和人之间的距离保持得正好——太远了就生疏，太近了就会侵犯。

那时候李岷的女友就在我们楼上，是我们的楼长。我是我们套间的“套长”，傅文垠是我们寝室的室长。我们常常开玩笑，说楼长管着我这个套长，我管着傅文垠这个室长，傅文垠管着李岷，李岷又管着楼长，都赶上斗兽棋里面的“大象-狮子-猫-老鼠”了。那次他女友不知道为什么，情绪很激动，在寝室门外搂着李岷不住的哭泣。我还是很照常的洗脚、看书、听walkman。

后来回了法华、徐汇，我们仍然都住在一起，一直是上下铺。到研究生的时候，我们分在了两幢宿舍楼里。前两天他说他要结婚了。他现在的女友我也认识，复旦的，很漂亮。自从那次寝室门外的事情以后，李岷好像就和现在的女友在一起了。

今天冷空气来了，起风了，我又想起了李岷，想起了他的“快乐大降温”

我坐在Rendez-Vous里——美罗大厦对门新开的一家咖啡馆——正在放Bee Gees的碟。Bee Gees是我最喜欢的音乐人。非华语的，就是Bee Gees了；华语的一定是陈升。

我不能像乐评家那样用复杂的句子来表达对Bee Gees的喜爱，但当Maurice Gibb的死讯传来的时候，我真得很伤心。这是今生永远的遗憾：再也听不到Bee Gees的现场了。那次听说陈升被砍伤以后不能再弹吉他，我也有同样的遗憾。如果陈升不能再写、不能再唱，那么算上Maurice Gibb，音乐上就是百分之一百的遗憾了，除非能听一次小Kleiber的现场。Bee Gees的声望、获得过的荣誉、被翻唱过的歌、凡此种种，早已是活着的传奇。Mariah Carey就算有多少多少白金，也还差很远。

刘润给它的网站起名www.run2me.com，好名字。只可惜，刘润自己并不知道"Run To Me"也是Bee Gees的名曲。我发了mp3给它，不知道它会否像我这样喜欢上。那天晚上，我看到刘志建的msn改名成了"Eddie Liu – We don”t say goodbye"。只有Bee Gees的饭——比如我——才明白。我问他，你在听Immortality？他会心一笑。不过我猜他只是喜欢Celine Dion，而不是Bee Gees。

上面这些是我昨天在Rendez-Vous写的，写在菜单的背面的。舒伯特在菜单背面写鳟鱼，我在菜单背面写日记。

Centre culturel de Moulon,

A quel date est-ce que les cours de cuisine? Quand est-t-ils? Ca coute combien?

Avec mes salutations distinguees.

Zi-Ying Zheng

这是我第一篇法语作文。我知道肯定错误百出（汗）。不过凡事也算是有个开始。大作家也都是从报纸上的豆腐干开始写的，英语也是从“This is a pen”开始的。

以此留作纪念。

拿起麦克风，你就是讲师了。

讲师有很多种。TechEd上面对几百个人讲一个纯技术的话题，可以算一种；项目管理培训、软件开发管理培训，两天时间和十几个学员面对面，这也算一种。无论是前一种，还是有一种，讲师都要有货。几百人的大会，什么培训技巧都用不上了，唯有抖出一点真才实料来，下面人才能镇的住。十几个人两天的培训，讲师要是肚子里面没货，抵挡一个钟头还行，两天之内肯定是会露馅的——然后就是失败的结局了。

我妈妈说过，做老师，给学生讲一分，肚子里就要有十分。我百分之一百同意这个道理，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没有做过测试的人，没有亲手在项目里面写过test case的人，能讲好“如何写test case”么？一个没有亲手在项目里写过、改过每日编译脚本的人，能讲好每日编译么？一个从来没有做过项目经理的人，即使看了再多的资料，即使考出了pmp，也不可能讲得好项目管理的——别不信，拉出来遛遛就见颜色。

讲师肚子里面如果没有货，讲slides的时候可能还好糊弄，但一到Q/A，肯定露馅，因为他肚子里只有两三分，只够讲讲slides，不够q/a。培训业务的core competence肯定是讲师，而不是教材，也不是内容。

有一篇专题，讲的是中国十大培训师。其中有引用到这么一句话：“书上有的我不讲，别人讲过的我不讲”。这是我努力的目标，虽然或许一两年内还不能做到完美。

毛主席说过一句话：决定战争的不是武器，而是掌握武器的人。窃甚以为然。

软件蓝领是一个馊主意，虽然我们不能排除将来可能有些软件系统能够自动/半自动生成，能够把对人的要求降得很低。比如说，以前建一个个人主页是一个技术活，但现在有了blog系统，谁都可以给自己建一个个人主页，而且速度很快。将来这种情况一定越来越多。

不过这并不是绝对的。时至今日，手工西装仍然销量不错，机器造出来的龙须面总是没有手工拉出来的拉面有筋道。开发软件，总是需要一些精英、一些聪明人的。有些人梦想只要流程很formal，就能够不再依赖具体编程的人，能够做到换谁都一样。这一定是做梦。这就像战争，战场上最好的将军永远不是从教科书里学出来的——教科书里学出来的，只能做做参谋长。决定软件生产的，不是工具、不是流程、不是文档，仍然是人。毛主席的教导要牢记。

人是最重要的资源。培训业务亦然，核心竞争力是人，而不是教材。

有一句话：Any demo will not fail before and after presentation。（可能有个别但此不一样，记不清了）。这是很有道理的一句话。

Live demo总是会错，不管你先前花了多少时间来调试，不管你rehearsal了多少遍。就算你把demo装在vmware里面，都走过一遍了，到时候还是会错——我就遇到过。在公开presentation的时候demo出错是很要命的。美国人比较乐观，不能demo就不看，无所谓，我是来听你讲的，demo次要。中国人就不一样，demo一错，survey结果马上见颜色。

今天就出这个事情了，虽然不是demo。一会儿，有人进来说发给学员的CD读不出；一会儿有人进来说，有个教室的投影机灯灭了；…都是这样的事情。不管事前准备得多好，临场也总是会出问题。还是那句话，demo总是在演示的时候出错。

我第一次demo出大错的经历是在1999年，给周慕尧演示我们的一个项目，那时候他是副市长。我负责在后面操作，一个师兄负责讲。当场就出错了，一个按钮按下去，出来的是HTTP 500 Error。当时我脑袋就懵了。我的师兄还算有经验，转过来让我停止操作，退回到前一个正常的页面，他对着静止的页面把产品介绍完。我学到的一点经验就是：如果live demo出错，千万不要做trouble shooting，正确的做法是继续讲完。

但愿明天我的demo不会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