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游戏上瘾和欲望

和菜头写了篇文章，讲王者农药和玩游戏上瘾的事儿。他说他年轻的时候也打游戏成瘾，但现在他没有游戏瘾了。我和他差不多，我现在也没有游戏瘾了。

我念中学那几年，每到暑假，我就整天坐在电脑前面打游戏。从早上游泳回来吃好早饭开始，我能在电脑前面坐一整天，中间就跟我妈吃个午饭，然后继续，直到我爸下班回来。记忆中有好几个夏天都是这么过掉的。我最终对这些游戏失去了兴趣的原因是：我用PCTools之类的工具把存档改了，一下子就金钱、经验值、级别、以及各种高级道具都有了，虽然这样瞬间牛逼得不行，但一下子就没有乐趣了。

于是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幸福如果来得太容易，就没乐趣了。很多乐趣来自于奋斗的那个过程，而不是升到某个级别后的那个状态。我有时候特别担心，担心我万一中了彩票，一下子钱多的用不完了，反而会觉得生活没有乐趣了。

这个道理用劳动人民的语言来说就是“吃饭要饿的时候吃才吃得香”。基于同样的原因，我对提前退休这件事情也没什么太大的兴趣。现在上班的时候我总是希望年假能更多一点，这样就能有更多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用来看书、滑雪、开帆船、去世界各地玩。但如果真的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不用上班了，可能也就没有那种“终于能出去玩了”的幸福感了。

那几个夏天还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要破解对某件事情或某样东西的瘾，一个可行的做法是彻底爽个够，爽完了就没瘾了。我在中学里那几年暑假彻底过够了游戏瘾，所以后来念大学和工作以后就没有游戏瘾了。这个道理我还用来治疗过对肯德基炸鸡翅的欲望：有一次我去肯德基买了一大堆炸鸡翅，吃到都想要吐了。自那以后，我就从此对这东西失去了兴趣。

和菜头在他的文章里说，年纪大了不是没有欲望，是学会了如何跟自己的欲望相处。我也有类似的领悟：不要太着急满足自己的欲望，欲望留着慢慢满足，幸福感会更强一点。

而且人总是不断的会有欲望的，一个欲望满足了，很快就会有一个新的、更大的欲望长出来。如果欲望满足得太快，就会有更多的欲望需要被满足，反而会更痛苦些。其实这个道理一百多年前叔本华已经讲得很透彻了。

从另一方面来说，迟一点满足自己的欲望，可能能够满足得更好一点，因为那时候更见多识广了，也更有经济实力了。不过也不要因此就一直把钱存着，欲望还是要适当的及时满足的。有些欲望过了某个阶段就消失掉了，如果那时候没有满足它，过了这个阶段，就算实现了，也没有什么幸福感了。所以俗话说的“及时行乐”，是有积极的一面的，因为有些乐子如果不及时行掉，就算过段时间以后再行，也不乐了。

不管怎么说，欲望还是要有的。欲望就是小毛驴前面的那根萝卜。有欲望，日子才过的有奔头。

水手

我小时候很喜欢看《金银岛》和《海底两万里》，喜欢看凡尔纳细致入微的描写水手们怎么用六分仪测定位置。直到今天，六分仪仍然是搞offshore的必须掌握的技能。我相信很多人会问，现在已经有GPS了，为什么需要六分仪。老水手会告诉你，GPS是靠不住的，所有需要用电的东西都是靠不住的。当孤零零的一条帆船在一望无际的大海上漂的时候，最可靠的还是那些已经用了几百年的东西。

曾经还有人问我，为什么帆船那么原始：帆都要靠手来拉绳子，为什么不能搞成电动的，按一个按钮就可以了。对我来说，拉绳子本身，就是帆船的乐趣的一部分。当我拽着main halyard把主帆升起来的时候，我觉得自己仿佛是在几百年前的大帆船上一个水手，正在纵横四海，船舱里装着满满的金银和香料。

一代代的水手教会了我们很多做人做事的道理。老水手说，“When in doubt，take a reef”。老水手还说，“Slow is good”。慢慢来，别着急。慢就是快：匆匆忙忙的靠岸，发现位置不对，退出来再重新来一遍，还不如慢慢的靠上岸去，一次成功。

水手懂得做事要顺势而为，不能强求。开帆船出海，并不是我们想去哪里就能去哪里的。明天到底是去Poulsbo还是Blake Island，要看天气预报的风向，要看潮水。风向和计划的路线成90度，那是最理想的。潮水也很重要。潮水太高，桥下面过不去，没辙。遇到退潮，窄处的水流有两三节，如果硬往里走，事倍功半。话又说回来了，对热爱帆船的人来说，去哪里并不重要。顶着风，线绷紧，帆满满的鼓起来，telltale欢快的飘动，船倾斜着，乘风破浪。那一刻的exhilaration，只有水手才懂。

水手都是普通人。在大街上、在公司里、在人群中，我们并没有办法区分出身边谁是水手。但在谈到大海的时候，水手的眼神就会开始变得不同。Patrick是我的BC课老师。后来有一次租船又遇到了他。我请他喝酒，他给我看他的照片：他去的南太平洋的那些小岛，那里游客是去不了的，也没有长长的码头给开着大游艇的有钱人停靠，那里只有岛民和他们。那是真正的远离喧嚣的地方。他神采奕奕的跟我讲那里温暖的海水，还有在船底穿梭的海豚。走出酒吧，远去的身影消失在刺眼的阳光里，他又变回一个普通人。

我也想去南太平洋的小岛。我想去复活节岛，自己开帆船去。我想带郑轶嘉去transatlantic。我想自己开船，过巴拿马运河的船闸。我想走一圈Great Loop。我想自己开船去阿拉斯加，看北极熊。也许，还可以搞一下绕地球一圈。梦想总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

谨以此文献给老王，恭喜他拿到BK证书，这个世界上又多了个水手。Be safe, look good。

两年前的决定

在西雅图呆得越久，越觉得这儿挺好的。这儿是个小地方，吃来吃去就这么几家饭店。这儿做事慢吞吞的，架座浮桥要五年，修条轻轨要七年。但选择少的好处是不会有fear of missing out，变化慢的好处是不会觉得身不由己被一股洪流裹挟着往前。

其实两年前我差点就回上海去了。

那个offer后来很多人都说是个好offer。不过最终还是留着没走。原因是不知道去了以后还能有多少时间陪郑轶嘉：送他上学，接他放学，带他上兴趣班、吃好晚饭陪他踢球、骑自行车、做garden work，陪他洗澡、刷牙，睡前给他hug and kiss，周末一起去动物园，去farmer’s market，去坐ferry，去滑雪，去开帆船，去吃pizza和pancake。要是去了那家公司，免不了要996，一个礼拜不知道还能有几天回家吃晚饭。

据说Megyn Kelly放弃Fox的天价合约转投NBC的原因之一也是“send her kids off to school in the morning and have dinner with them in the evening.”

上个月去参加郑轶嘉他们学校Pre-K的毕业典礼。老师逐个介绍每个小朋友。介绍到郑轶嘉的时候，老师说，她问郑轶嘉长大以后想干什么，郑轶嘉跟她说“I want to be a dad, because I want to play with my kids”。那一刻，我觉得两年前的决定值了。

人总是容易忽视熟悉的事物的优点

对于自己熟悉的事物，人往往更容易注意到其缺点，忽视其优点。与此同时，对于自己所不熟悉的事物，人往往更容易注意到其优点，忽视其缺点。俗话说“距离产生美”，讲的就是这个意思。一个实际的例子就是很多在美国生活久了的人会觉得国内特别好，都是优点，而相比之下美国几乎一无是处，“比中国好的也就只有空气了”。

再举个例子。去年我们家买了个新房子。看房子的时候我们主要关注的是上一个家的几个主要痛点在新家是不是都解决了：洗衣房要在二楼，方便把洗好的衣服拿到衣帽间去；主卧要在房子背向街道的那一次，那样更安静；地段要方便，上下班的路要跟大多数人的方向相反，避开traffic。

等到搬进新家住了一段时间后才发现，新家有那么几个缺点还挺明显的，但看房子的时候完全没有留意到。而且这几个缺点在上一个家里都是没有的:

  • 缺点一：新家的手机信号很差。AT&T和Verizon还行，至少有两格。但T-Mobile就不行了，新家里面基本上都是No Service，只有站到窗口才能有一格信号。而我们家都是T-Mobile的，为的是去温哥华、惠斯勒、回国、去墨西哥和欧洲玩的时候国际漫游方便。解决办法只能是装了个T-Mobile的Personal Hotspot。但一旦停电，这个Personal Hotspot就挂了。可是停电的时候正是最需要手机的。
  • 缺点二：新家厨房的橱柜都是白色的。很好看。但不如之前家里的棕色橱柜耐用。白色橱柜特别容易沾颜色，烧个什么红烧的菜，翻炒的时候常常会甩出一两滴来。就算不是酱油，就算只沾了一点橄榄油，也是很明显的。上一个家里的棕色橱柜就耐用多了，根本不用操心沾上几滴橄榄油酱油什么的，沾了基本看不出来。
  • 缺点三：新家的灶头边上没有一个切菜的区域，切菜要在中间的中岛上干。中岛大是大，但跟灶台中间隔了一个小走道。把切好的菜下锅，都要越过这条走道。这个过程中难免经常掉一点在地上，每次烧完饭都要打扫一下过道的地板。上一个家里切菜的地方就在灶头边上，切好菜直接就边上下锅了，就算漏了一点，也是漏在桌上。打扫桌面比打扫地板还是要轻松不少的。

换句话说，我们在上一个家住了五年，但它的几个优点被我完全忽视了。

知道存在“容易忽视熟悉的事物的优点”的认知陷阱以后，就能够相应的补偿。比如，经常提醒自己现在这份工作的优点，提醒自己现在生活的城市的好的方面。这样比较容易提高幸福感。

2017-04-26-blog

Why I Chose to Have a Much Smaller Team

I used to be a M2 and manage a 30 people team. But in 2014, I became a M1 and only manage 3 people. It was a deliberate choice I made. I have been asked many times why I made such a choice, since such a choice seemingly hurts my career. I guess it’s a good idea to write the answer down if it’s asked repeatedly.

Here it is:

Azure shifted to the combined engineering model in 2014. Before that shift, we were in a functional model: I was the test manager and I had 30 people, including SDETs and test leads. I reported to a Director of Test, who reported to a VP of Test. The dev manager that I partnered with had 60 people, including SDEs and dev leads. He reported to a Director of Dev, who reported to a VP of Dev. After the shift, all individual contributors were now SWEs (Software Engineer). Their managers were Engineering Managers, who reported to Group Engineering Managers, who reported to a Director of Engineering, or a VP of Engineering.

Back in 2014, when the leadership pulled the trigger to make the combined engineering shift, I sat down with my dev manager. I told him that in my view, the best way to implement that change is to simply merge our two teams, put the SDEs and SDETs who used to work on the same projects and components under the same engineering manager, who might be the previous dev lead, or the previous test lead. That way gives us the best continuity, minimum tribal knowledge loss and minimum disruption to the projects.

The question was where I would be after the merge.

First to decide is whether I would remain in the team or not. For the benefit of the team, I chose to stay. Two reasons. For one, I had quite some tribal knowledge, as I was quite a hands-on manager (but not micro managing). If I leave right after the merge, those knowledge will be lost. For two, my staying in the team would demonstrate my commitment and support to this paradigm shift of combined engineering. That will help the team maintain the morale level and keep attrition low. These all serve the team’s best interest.

Now I had chosen to stay. The next question: what should be my team size.

I applied two principles. They are, not in any particular order: first, only one chef in a kitchen; second, less layers. If I remain in the same team and continue to have a large team, there would be only two choices: a) I remain as a “sibling” as the dev manager (now group engineering manager), b) I report to the dev manager. The choice (a) violates the first principle. The choice (b) violates the second principle, since managing a large team means I would have a couple leads. Therefore, in order to stay in the team and not violate my two principles, I should have a smaller team.

Last question: why only 3 engineers.

That’s at the low end of how many people a M1 usually manages. After the combined engineering shift, the top-down guidance was around 10-12 engineers for each M1. I went for a lower number for two reasons. First, I wanted to lower my managerial work load since the combined engineering was a new thing to me. That’s similar to that when I first came to US in 2010, I started with managing only one person. I picked up more after I got familiar with the new country, new culture and new working environment. Second, these 3 engineers were all top performers. I wanted to see what it is like to have a Navy SEAL team: small in number, but each team member is highly capable. That was intriguing as I never had such a chance before.

That’s the whole story.

I left that team in a year. By the time I left, knowledge had been shared, everybody had settled in their new roles and the transition to the combined engineering model was completed successfully a while back. Since then, I have been focused on a different area under the same VP. The choice I made in 2014 did disrupt my career growth a little bit, but I got back on track soon. In my current role, I still only manage 3 engineers. That’s mainly because it’s the optimal resourcing model for the problem space that I am working on. That will be a story for another day.

每个公司都是一根豌豆藤

每个公司都可以看作是一根豌豆藤。

就是童话故事《傑克與豌豆》（Jack and the Beanstalk）里面那种会长的很高可以让Jack爬上去那种豌豆藤。我们每个在公司里工作的人都在爬藤，一边爬一边流汗，流下来的汗浇灌了我们在爬的豌豆藤，豌豆藤就越长越高。

有些豌豆藤本身已经不怎么长了，或者长的很缓慢，因为它们已经非常高了。那就是那些大公司。这些大藤还是需要被汗水浇灌的，否则就会干枯倒下。在这些藤上爬的人，想要达到更高的高度，就要靠自己努力往上爬。

有些豌豆藤还比较小。有些小藤还在快速长高中。在这些藤上爬的人上升速度更快，因为他们不但自己在爬，藤本身也还在长高。小藤能多快长高、能长到多高，取决于很多因素。藤上的人流的汗水是一个因素。但也有很多其他因素，有时候，纯粹就是偶然性。小藤的问题是很容易夭折。

我们这些在藤上的人在相互看的时候，只看到各自爬得有多高。我们看不到别人是怎么到达那个高度的。有些人爬藤技巧非常好，很善于流汗，汗的质量也非常高，但不幸的是，他前后爬的几根小藤都夭折了。每次他的小藤夭折的时候，他就要换根藤，每次换藤，他都损失一些高度。

另一些人也时不时换藤。他们每次换藤，都能获得一些高度。那是因为那根新藤上的人特别想要他过去，所以许诺他“如果你来，你可以从一个比你现在的高度更高的地方开始爬”。至于为什么那根新藤上的人特别想要他过去，那原因有很多。有时候是因为他水平就是特别高，有时候只是各种机缘巧合而已。有些大藤上的人被邀请去小藤，并被许以一个更高的位置，只是因为小藤上的人需要一个有在大藤上呆过的经验的人。

每年一大批大学毕业生站在地上，面对一堆藤，他们选择藤，藤上的人也选择他们。藤上的人当然要选那些汗水多、汗水质量好的学生。

很多在大藤上的人都觉得大藤上太拥挤了，或者大藤长高的速度太慢了。他们中的一些人决定离开大藤，去爬小藤。这些离开的人中的一部分人遇到了好的小藤，一段时间后，小藤长高了，加上他们自己往上爬，他们到达了一个更高的高度。于是他们对着原来那根大藤上的人说：你们看，你们早该离开那根大藤来爬小藤。

不过也有些离开大藤的人不走运、遇人不淑、看走眼，或者遇到了冬天，他们选择的小藤夭折了。这些人要么再换根小藤，要么就回到某根大藤上去了。这些人并不会对别人说那段不走运的经历。这叫做survivor bias。

有一小部分人说：我自己来种一根藤。这些人叫做founders。不过种藤的成功率是非常低的。

在比较低的高度上的人有时候会抬头看，看到上面的那些人，时常会想：我怎么才能也到达那么高的高度呢？他们有时候会向那些爬的很高的人请教。其实爬到很高的高度的途径有很多。要爬到很高的高度并不完全只靠爬藤和流汗的能力。其中也有很多运气的成分。是有那么一些爬到很高高度的人，他们能力本身是一般的，但他们碰巧遇到了一根快速成长的小藤，而且这根小藤后来长成了参天大藤。不过他们能一直呆在这根藤上，不被挤下来，这也是需要很强的能力的。

所以，总结一下：你要会爬藤，要努力爬，要会流汗，汗水质量要高；你要眼光独到，栽培或者选中有快速成长前途的小藤；你要在条件对你有利的情况下换藤，额外获得一些高度；你还需要一些运气。这几样东西，占的越多越好，不过极少有人能全都占了。

只要你过得比我好

昨天听说我以前的一个手下最近离开微软了，去了一家已经融了C轮的公司做CTO。我听了很高兴。在这十多年前前后后带过的那些手下里面，这已经不是第一个CTO了。有人问我怎么想的。我说我没怎么想。我就希望他们里面还能再多出几个CTO，这样说不定以后我还能去他们手下讨口饭吃。

我明白这个问题的意思。很多人，包括以前的我，都会经常做横向比较。当我们看到一个以前不如自己或者跟自己差不多的人现在混得比自己好，心里就会不太舒服。倒也不全是妒忌心在作祟，除了那么一点点人之常情的羡慕嫉妒恨以外，还有那么一点点对自己的失望：自己怎么就被超车了呢。有这样的心理的人其实挺多的。Satya做了微软CEO的时候，就有很多人悉悉索索的在议论陆奇会怎么想。因为几年前Satya还是陆奇一个手下，他们觉得陆奇大概也会觉得很郁闷吧。

其实，快乐的诀窍就在于，既不要从超别人车中获得快乐，也不要因为被别人超车就觉得不快乐。因为几乎没有人能一直超别人车同时不被超。这并不是说要不思进取，也不是说要把头埋在沙子里。关键的是要有好的心态。对每一个我的前手下和现手下，我都由衷的想对他们说，只要你过得比我好，就好。

先下后上

有个上海的朋友发了个朋友圈，吐槽在电梯门口遇到一大群不懂得先下后上的孩子和他们的家长，觉得心情特别不好，不仅是因为被推了碰到了，还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好起来。要是让我来回答这个问题，我的回答是：也许要到一代人以后吧。等到这些家长都老了，七老八十了，没有力气再去推去挤了。等到这些孩子都有孩子了，等到这些孩子们的孩子的记忆中不再深深的印着挤不上公交车和地铁的印记的时候，也许才会好起来。

我们这一代人，七十年代出生，八十年代上学。我上小学的时候每天从家里到学校要坐十站41路公交车。十这个数字我是记得很清楚的。当时经常跟我姐姐一起坐公交车上学放学。她的中学就在我的小学隔壁，一墙之隔。有时候我要一个人坐，我就问她如果听不清楚报站的话怎么知道我已经到了，她说我只要数着，数到十站就到了。所以我很清楚记得十这个数字，因为数过很多很多次。但现在一站一站的回想，只能想起其中九站的站名，不知道漏了哪一站：起点站是双峰路站，然后是宛平南路站、东安路站、南洋中学站、斜土路站、大木桥路站、建国西路站、永嘉路站、复兴中路站，到瑞金一路站下车。

早晨上学的时候因为是从终点站双峰路站上车，所以不挤，一般总是能做到一个位子。运气好的时候，前一辆车刚刚发走，下一辆车刚刚开上来，就能坐到我最喜欢坐的那个位子：驾驶员右后方、前门前面那个单座。那个位子视野最好，离门近下车也方便。难的是回家，经常发生连着两三辆车挤不上去的情况。有时候只能先走几站路，走到建国西路站甚至是大木桥路站，那几站上车的人少一些了，车上的人也在复兴中路站和永嘉路站下去一些了，就容易挤上去。

我们这一代人的记忆里大多是留有这种挤不上公交车的深深印记的：看着天色渐渐暗下来，昏黄的路灯一点点亮起来，别的人已经搭上了回家的公交车，想到妈妈也许已经烧好了晚饭在等着我回去吃，自己还在有时寒风凛冽、有时阴雨绵绵的车站上无助的等着下一辆，看着车站上慢慢又多起来的人，心里暗暗的发誓，下一辆无论如何我一定要挤上去。所以在我们的记忆里，有那么一扇门，永远有无数的人想要进那扇门，门里的人还在往外出的时候就已经有人往里进了，如果一定要等到门里的人出完才进去，那有很大可能就进不去了。很多年以后，当我们面前的那扇门变成了电梯门的时候，看着身边那十几个、几十个满脸焦虑神色的面孔，对那扇门的恐惧就又回来了。

我曾经以为我们下一代人会免于这样的记忆。但看来并不是。只是他们面前的那扇门，从公交车门换成了地铁车厢门，公交车站换成了地铁站台。今天的大人小孩，也许要坐十站地铁才能回家。今天的地铁，早已不再是整个上海只有一条地铁的那时的光景了。今天的地铁，虽然不至于像当年的公交车那样要在一平方米的面积上挤12个人，但也足以把个人空间积压到近乎为零。今天的地铁，上下班高峰的时候，如果一定要等到门里的人出完才进去，也是有很大可能就进不去了的。

也许，再过一代人的时间，情况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很多人用道路资源的稀缺度来解释上海马路上糟糕的秩序。这样解释也同时给我们自己找了一个很方便的借口，一个不去努力去做得更好的借口：我们可以毫无愧疚感的告诉自己，既然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总是人多车多路少的，所以马路上秩序差是必然的结果，既然是必然的结果，那任何试图去改善的努力都是徒劳的。

我们也在用类似的逻辑来解释为什么上海很多人不先下后上：因为资源稀缺呀，因为先下后上的话，放在几十年前就会挤不上公交车，放在今天就会挤不上地铁和写字楼和商场里的电梯。将来，就算公交车不拥挤了，地铁不拥挤了，电梯不拥挤了，总还会有其他地方会拥挤的，因为上海是个拥挤的大城市。于是我们给自己找到一个很方便的借口来告诉自己，任何试图去改变身边的人不先下后上的努力都会是徒劳的。

于是，再过一代人的时间，情况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2016年看的39本书

我从2014年开始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就是每年要看50本书。三年下来，2014年看了63本，2015年看了52本，2016年看了39本。

2016年的39本书是：


1. 后望书
2. 访美记
3. 普罗旺斯·山居岁月

4. 另一只眼看鸦片战争
5. 不列颠人
6. 八王乱

7. 美洲精神
8. 致命的自负
9. 门口的野蛮人

10. 文心雕龙讲演录
11. 把生命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
12. 自由选择

13. 中世纪的城市
14. 传统十论
15. 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

16. 荷马3000年
17. 皇帝的影子有多长
18. 爽

19. 我的朋友马基雅维利
20. 通往奴役之路
21. The Supreme Court

22. 瓦尔登湖
23. Cockpit Confidential
24. Harry Potter and the Cursed Child

25. 13 Hours
26. Guilty as Sin
27.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28. 生活在哪个朝代最郁闷
29. 饥饿的盛世
30. 逃离不平等

31. 音调未定的传统
32. 文艺复兴是什么
33. 忍不住的“关怀”

34. 简明教会历史
35. 致女儿书
36. 卢比孔河

37. Profiles in Courage
38. 经济学思想史讲义
39. Notorious RBG

2017年的目标仍然是50本。到目前为止看了8本：


1. 狄更斯讲英国史（第一卷）
2. 狄更斯讲英国史（第二卷）
3. 狄更斯讲英国史（第三卷）

4. 喀提林阴谋 朱古达战争
5. 你应该记住的拉丁语1234句
6. 左传战国策讲演录

7. 十杆枪
8. 我们

You Get Paid to Make It

Two months ago, the week 7 game between Seattle Seahawks and Arizona Cardinals ended in a 6-6 tie. During the overtime, the kickers from both team missed game-winning field goals: Arizona kicker Chandler Catanzaro missed a 24-yarder and Seattle kicker Stephen Hauschka missed a 28-yarder.

In the post-game press conference, the two head coaches, Arizona’s Bruce Arians and Seattle’s Pete Carroll, were asked about their kickers. Here is what they said:

  • Bruce Arians: “Make it. This is professional, this ain’t high school, baby. You get paid to make it.“
  • Pete Carroll: “[Hauschka] made his kicks to give us a chance and unfortunately he didn’t make the last one. He’s been making kicks for years around here … but he’s gonna hit a lot of winners as we go down the road here. I love him and he’s our guy.“

After the game, people were contrasting the two head coaches’ words. They think Pete Carroll demonstrated better leadership style, regarding how to respond when a member of my team makes a mistake. In one article, the author appraised Pete Carroll for having his kicker’s back.

The author said: “By choosing to focus on the positive, skillfully sharing your own personal experience, or simply reminding the person that everyone has a bad day, you do everything in your power to help that person recover.” The author then asked a rhetorical question: “The question is, can these two kickers come back from their mistakes?”

Now, two months later, we have the answer: Arizona kicker Chandler Catanzaro recovered, Seattle kicker Stephen Hauschka hasn’t.

Today, in week 16, Seattle Seahawks met Arizona Cardinals again. They tied in 31-31 when there was only one minute left in Q4 and now Seattle was going to kick the extra-point. This time, Seattle kicker Stephen Hauschka missed again. A moment later, Arizona kicker Chandler Catanzaro hit a field goal and helped Cardinals win the game by 34-31. That’s a perfect redemption of Arizona kicker Chandler Catanzaro: the same rival, scores tied, facing a game-winning field goal. This time he made it.

Bruce Arians was right: this is professional, this ain’t high school. We get paid to make it. We are all grown ups. Why need to sugar-coat it?

当下的幸福感

昨天发了一条朋友圈:“去买药，钱包忘车里了，但药店能用Apple Pay，不用再跑一趟车里拿钱包了”。于是收到不少留言。有一部分的留言意思就是说：“国内现在大家早就出门都不带皮夹啦，到处可以支付宝和微信支付了”。

谢谢，知道啦。国内的情况我是清楚的。我最近一次去上海是六个月前，上一次去杭州离现在也还不到十二个月。我那个已经用了超过十年的支付宝老账号还在，上次去杭州还用支付宝App里的声波支付从一个自动售货机里买了罐热奶茶。国内移动支付那么发达，全世界都是知道的。硅谷那帮子人那么心高气傲，他们也对中国的三样东西心服口服：微信，移动支付，双十一。

其实，我发这条朋友圈无非就是晒下小确幸。不管我们身处的城市和国家到底是发达也好、落后也好，如果我今天过得比我昨天过得好，我就觉得很幸福啊。

比如说，Amazon Prime最近有same day delivery了，我就觉得很赞，觉得生活质量提高了。尽管我知道，美国的快递跟国内是没法比的。我来美国之前，当天送货这种事情在国内就已经司空见惯了。又比如说，如果我现在住在上海，遇到蓝天白云的好天气，我也会在朋友圈晒一晒。尽管我知道，有些其他地方一年到头都是蓝天白云，上海的天气跟那些地方没法比，但这并不会妨碍到我当下的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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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ast Glass Ceiling Doesn’t Matter

Many people felt very disappointed that we still haven’t shattered the last glass ceiling in America. But actually, it doesn’t really matter. Whether a country has elected a female head of state has no correlation with its gender equality. Here is the data from the 2014 Gender Inequality Index[1] published by the United Nation:

  • In the UN report, United States is the 55th (higher rank = better gender equality). But you know what, among the top ten countries, four countries never had a female head of state/government: Sweden (6th), Netherlands (7th), Belgium (8th), Italy (10th).
  • In addition, there are also numerous countries that rank higher than United States had never elected a female head of state. To name a few: Singapore (13th), France (13th)[2], Spain (16th), Poland (28th), China (40th)[3].
  • In the opposite, among the countries ranked lower than United States, quite a few of them had elected female head of state/government: Thailand (76th), Peru (82nd), Jamaica (93rd), Bangladesh (111th), Pakistan (121st), India (130th), Haiti (138th).

So don’t pay too much attention to the last glass ceiling. Just continue to work on gender equality and changes will happen.

Note:
[1] 2014 Gender Inequality Index: http://hdr.undp.org/en/content/gender-inequality-index-gii
[2] France never had a female President. France had one female Prime Minister for a year: Édith Cresson (1991–1992).
[3] The World Economic Forum (WEF) published a Global Gender Gap Report in 2016: http://www3.weforum.org/docs/GGGR16/WEF_Global_Gender_Gap_Report_2016.pdf. The WEF report has some drastic difference than the UN report: China is only the 99th in the WEF report, way behind US (45th) and even behind India (87th), while in the UN report, US (55th) and India (130th) are behind China (40th). In my opinion, the UN report is closer to the truth. On the other hand, in both reports, Sweden, Netherlands, Belgium, France and Spain are way ahead of 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