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ic Zheng （郑子颖）
Software Design Engineer in Test

以前我是不喜欢无伴奏的，我对他们说，我觉得听了满脑袋都是大提琴的嗡嗡声。那时侯买了一套卡萨尔斯的无伴奏的CD，只听了一两遍就放弃了。现在我觉得当时要么是唱片录音的问题，要么是当时用的耳机的问题。不能排除唱片录音的问题。年初买过一套富特文格勒的CD，都是四五十年代的录音。一样的作品，唱片放出来的感觉的确是不一样的。八九十年代的录音感觉清澈、透亮，四五十年代的像是捂了一层被子，又像是已经放了几十遍的磁带的声音。技术的进步的确带来了更好的声音。

但最近拿来Maisky的录音重新听无伴奏，就一下子不可救药的喜欢上了。我会整整一天都带着耳机听，它就像一个温顺的仆人，当我工作时它便躲在一边让我感觉不到它的存在，当我刚一抬头还没等招唤它便又围绕在我上下前后左右。喜欢它的那种特别古典特别巴赫式的样式：一段调子或是不断的拾阶而上、或是上下游走，不急不缓的，不雄壮、不花哨、不悲伤、不欢快、不歇斯底里，总是那么不温不火的跳动着。特别特别喜欢第一组的第一曲的开头，每个重音的地方都有一种“往下一沉”的感觉，一种只有大提琴才有的特殊感觉，一种被琴声按摩了一下的感觉。

佛教其实并不是基督教在中国的对等物（counterpart），伊不该把佛教和基督教放在一起比较。佛教虽然是中国第一大宗教，但地位远不及基督教在美国。论对学术界的影响，在美国，由于基督教人士以及观念的影响，一些大学至今无法教授达尔文的进化论，堕胎、克隆人、安乐死等的立法也都让人看到有基督教的影响因素，就连美国总统宣誓就职都是手按着圣经的；而在中国，无论是以前皇帝登记还是后来国家主席就职，都没佛经什么事儿。论时间，佛教汉代才传入中国，南北朝才开始在全国传播；而道教发端于春秋，汉时就已在民众中广为流传，例如东汉时候的张鲁，比佛教基本早了大半个千年；而美国，这个国家索性就是由一批基督徒建立的，《独立宣言》就多处提到上帝，例如："the separate and equal station to which the Laws of Nature and of Nature’s God entitle them"（依照自然法则和上帝的意旨，接受独立和平等的地位）；"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that they are endowed by their Creator with certain unalienable Rights"（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

基督教在中国的对等物（counterpart）其实是儒家的学说。论时间，儒家学说出现于春秋，到西汉时便已“独尊”；论对学术界的影响力，两千年来所有的读书人读的都是四书五经、经史子集；皇帝或尊佛或灭佛，但没有谁敢离经叛道。相比《圣经》在西方社会被引用的频度，儒家典籍在中国社会生活中被引用的次数，只多不少。中国社会的价值观念也都发源于儒家的学说，上至忠孝大义，下至个人修养。例如，孝，孔子说“父母在，不远游”；忠，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做人，子贡说“温、良、恭、俭、让”；谦虚，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学习方法，孔子说“温故而知新”；以人为本，孔子“不问马”；生理需要，孔子说“饮食男女”；社会责任，孟子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远大理想，大学之道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等。这些价值观至今仍然渗透在中国社会的每个角落。

毛泽东的思想（以及各种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对现代中国社会的影响恐怕仅次于孔子的思想（以及各种儒家的学说）。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农村包围城市，人民内部矛盾，辩证法，事物的螺旋上升，否定之否定，对立统一，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糖衣炮弹，打持久战，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主观能动性，为人民服务，发动群众斗群众，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等等。这些语汇和思维方式，我们常常会在说话讨论写文章想问题的时候用到，或多或少，自觉或不自觉。

所以说，中国社会并不缺少信仰。中国社会如今过于看重物质生活，有道德危机之虑，只是因为仓廪未足罢了。孔子的思想和毛泽东的思想是中国社会的信仰，正如基督教是美国社会的信仰。

《毛泽东选集》最完整地记录了毛泽东的思想。要全面的了解毛泽东的思想，不能只停留在《毛主席语录》的片言只语上。《毛主席语录》里面的摘录，没有了上下文，意思就有偏差。正如要了解圣经，便要读原著，不能只看《圣经故事》；要真正了解作为文学作品的《西游记》，就不能只看连环画和电视剧，要看原著，看了原著才会发现还有“心猿”一说；要真正了解贝多芬的交响曲，就要听《命运》的全部，而不只是第一乐章，等等。而且《毛泽东选集》里的文章都写的很好：不艰涩，不拒人千里之外，不是那种存心就不想让别人读懂的，不故意使用大概念、抽象词汇，不故意短话长说，用例子也很生动活泼。所以，还是值得花点时间通读一遍的。

Specification

• Brand: 永久 (Forever)
• Size: 28′
• Colour: Black
• Basket: Yes
• Locks: Yes
• Description: bought in Mar.2005, chain and brakes are in very well condition, tyres never been patched, tough frame and forks, can carry 150+kg.

Most postmen in China have been using this model for 30+ years. Also the same model as that the sister rides in Changwei Gu’s Silver Berlin Bear winner movie "Kong Que":

其实，这只是佐丹奴的一种快干T-Shirt的广告而已。

《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1936）

昨天新闻联播的“抗日英雄谱”刚放了张学良、杨虎城，今又读到了这篇。小时候也曾想过，当初如果就地把老蒋一直囚禁起来或者杀掉，岂不是后来就可以省掉淮海战役辽沈战役平津战役这么多麻烦了么？当年要是关羽在华容道不放走曹操，也就不会有后来秋风五丈原的扼腕了；当年要是乘着招亲就把刘备一直软禁起来，吴国也不必花这么大力气去夺荆州了，还没夺到，活活牺牲一个智力、武力、魅力都很高的周瑜。不过好在后续的吕蒙和陆逊也都是智力、武力、魅力都很高的，从《三国志II》一直到《三国志VII》都是我最喜欢的武将。

不过后来稍长后想问题全面了，也就慢慢懂得为什么要放走老蒋了。正如曹操言，“设若无孤，正不知有几人称帝，几人称王，信夫！”。要是杀了老蒋，原先都归老蒋管的一大片地方就又要像二十年代那样多出若干个主席、总司令。原先联合抗日只需要和老蒋一个人谈，现在要跟若干个主席、总司令谈，自然还是原来的省力省心。这个道理自然是简单的，一说就清楚的。

同样一句话的简单道理，有人就要用一大篇话来讲，比茹太素还茹太素。这个人就是《经济观察报》“研究院增刊”的某主编 。在最近一期的增刊上，伊对“中国钢铁企业明知铁矿石长期合同价格便宜得多，为什么还都签短期合同”的回答其实只有一句话：中国钢铁企业签订价格更高的短期合同是为了获得应对政策和市场变化的灵活性。一句话的道理，却用了整半版的篇幅来讲，还引入了“交易费用”的概念来帮助建立理论基础，却不深入分析是什么样的“政策变化”，真是浪费油墨和纸，当廷杖之。

把简单的东西说复杂，通常不外乎几个原因：1, 说者的确有旁人不及的深度认知，能掰开了揉碎了说；2, 有一种修辞手法叫做“曲笔”；3, 演讲被要求足一个小时、文章须足一个版面或者论文必需满三万字，苦于话题本身简单不过，只好没话找话变着法儿绕圈子；4, 忽悠、唬人，管“花”叫“被子植物的生殖器官”，管“label”叫“软件源文件版本空间中的一个矢量”，把Sharepoint上升到企业知识管理（EKM, Enterprise Knowledge Management）的高度，等等。

《毛泽东选集》里的文章极少极少有后两种情形。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1937）

毛泽东同志写道，“我们的敌人…托洛茨基派，…其总目标，就是使我们保卫祖国的抗战任务不能成功。…今后，…要针对…托洛茨基派的阴谋，作尽量的揭破和坚决的斗争”。

从中可以看到，一些日后被广泛使用的句式和词汇，例如 “某某不可告人的目的就是…”以及“揭露某某的阴谋”，早在1937就已经出现在了主流的声音中。窃以为要警惕外来的破坏和干扰是对的，但在表达方式上不应该去揣测他人的动机。如果是我，我会换一种更注重客观事实而非主观揣度的表达方式：“托洛茨基派是我们的敌人，其所做所为及主张，将会导致我们的保卫祖国抗战任务不能成功，今后要针对托洛茨基派在舆论和行动上做坚决的斗争”。

西人虽主张“attitude is everything”，但仍主要以所作所为（deliverable）评判他人的工作；而国人虽高举“实事求是”，却常以“动机不纯”加罪他人，常以“好心办了坏事”寻求原谅，尚远不及两千前惠子“子非鱼，安知鱼之乐”的见识。

《实践论》（1937）

副标题是“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这个话题太本元了，一千年都讨论不完的。

毛泽东写道：“无论何人要认识什么事物，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即生活于（实践于）那个事物的环境中，是没有法子解决的”。可是，人早在上天之前就已经知道人坐着宇宙飞船到了太空中后会有失重，那时候人并没有在宇宙飞船中生活过。

记得以前听过一种调侃：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颠扑不破，是因为它总能自圆其说，马克思说得对的时候自不谈，即便马克思有些论调错了（例如社会主义革命将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首先成功），且慢高兴，因为马克思主义者相信不存在绝对真理，马克思主义者相信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随着实践逐步深入的——马克思又说对了。

不过大多数时候我是很同意老毛的说法的：“你要知道革命的理论和方法，你就得参加革命”。用现代的话来说，即便有知识库和培训，大部份的know-how和insight仍然需要在industry里面靠多年的摸爬滚打来获得，没有捷径。两地分居的滋味，只有分居过的才真正知道。译男讲解的斯诺克有看头，是因为他自己就经常下场打球，而韩桥生解说的斯诺克——如果你还有幸在CCTV-5看到过为数不多的那几场的话——只会让人手指迅速的摸向遥控器上的Mute键，心中暗骂“Tais Toi”。

毛泽东又写道：“世上最可笑的是那些‘知识里手’，有了道听途说的一知半解，便自封为‘天下第一’…”——说的不就是方某某和姜某某么？许知远也令我担忧：伊虽然是青年才俊，堂堂北大计算机系毕业，阅历也多于同龄人，但毕竟人须专攻一项或少量数项，伊早年做PC Life主编、eLong内容总监或写《纳斯达克的一代》尚令人信服，毕竟仍在计算机及IT领域内，但如今若拓宽文路，例如涉足汽车行业或者一般意义上的企业管理的话，还能有足够的底蕴么？

《矛盾论》（1937）

毛泽东同志写道：“《水浒传》上有很多辩证唯物法的事例，这个三打祝家庄，算是最好的一个”。可后来《水浒》还是被印上了“大毒草，仅供批判之用，内部资料，请勿外借”。

很不理解为什么要批判水浒的“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事实上，现如今，我们也都主张要惩治贪污腐败，也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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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选集》有两种装订，一种是合订的一卷本，一种是五卷本。五卷本的第一卷是1937年及更早时期的文章；第二、第三卷是抗日战争时期的文章；第四卷是从抗日战争结束到解放前；第五卷是解放后的。1951年的时候先出版了前四卷，1977年出了第五卷。

步骤：

1. 准备材料。鸡肉切小块，洋葱切成和鸡肉大小相仿的块，番茄去皮剁碎，蒜姜切成末；
2. 锅里放少许橄榄油，少许蒜末姜末，煸出香味后放入鸡肉和洋葱，炒到熟，可以多翻炒一会儿去掉洋葱的辛辣味，然后盛出待用；
3. 制作咖喱汁。锅里放适量橄榄油（比煎荷包蛋的用油量多些），多放些蒜末姜末，煸出香味后即可放入咖喱粉拌匀，切勿煸到蒜末颜色开始变深。然后倒入两三勺椰子汁，椰子汁可以增加咖喱汁中的甜味。再倒入剁碎的番茄，番茄可以增加咖喱汁中的酸味。
4. 最后将已经炒熟的洋葱和鸡肉倒入锅内和咖喱汁充分混合，就可以装盘了：

   

不过好在其他我喜欢看的书报杂志北京都能买到：

• 《经济观察报》，我们简称为“小黄报”。据说这个黄黄的纸是跟某某美国财经报纸学的，但不妨碍它在质量上超过国内其他同类报纸，如《21世纪经济报道》等；小黄报的主笔叫许知远，北大计算机系毕业的，1976年生人。先前只一直看到那三个铅字印的大名，直到最近才发现，原来那个经常在旅游卫视的“大人在说话”里和洪晃掺和着聊天的那个做文艺青年状的家伙就是许知远，眼前所见斯人之形象和原先想像中一个戴着眼睛抽着中南海常年穿“的确凉”衬衫露出背心每天骑着旧自行车到一个大院里上班的“报社主笔”相去甚远，顿时感觉意识形态上自己变成了那只被两匹马试图往两边强行撕开的马德堡半球，行将分裂。
• 《周末画报》，以前我一直以为它真的是如其名曰般以图片为主的读物——如果是那样，我断然是不会有兴趣的。我想来是要靠有趣且流利的大量汉字来满足我的阅读欲的，靠图片撑场面的那种杂志只是专门给酒吧和理发店准备的。《周末画报》的特色是每一刀都用钉书钉装订，这样很便于翻页。早年《上海壹周》将要创刊前，我去掺和了一个他们的座谈会，我就提出说最好能用钉书钉把中缝钉起来便于翻阅，何敏跟我说报纸按规定是不可以装订的，装订了就要用杂志的刊号了——杂志和报纸的刊号是不可混用的。不知道为什么《周末画报》既是报纸刊号，又可以装订。有机会要去问问何敏，伊现在在上海做《Mangazine名牌》，也是不错的读物，但太厚了，在北京的报亭里行销也不多见。
• 《三联生活周刊》，我1996年就开始看了，那时侯总是等汤迪逊看完后问他借来看。这么多年来质量下降不多，价格涨得不多，而且现在真正是每周出版了，在北京也容易买。六月份中旬那期做了一个Web 2.0的专题，还刊登了老王的Blog文章“中国的互联网现状究竟相当于美国的哪一年？”。其实老王也就是六月初刚写的，我是在丽江的时候在客栈里看的，过了两个礼拜就印出来卖出来了，动作满快的。
• 《商业周刊（中文版）》，每月一期，而在北美是每周一期的。北美的《商业周刊》老王也上过，当时是作为著名blogger被引用一段话。中文版的文章大部分以翻译的为主，文章质量大体比国产的管理类杂志高。国产的《IT经理世界》之类的也就偶尔翻翻，没有太好的印象。HBR虽然也有中文版，但太贵，要70块钱一本，所以就直接在单位电脑上看公司掏钱买的电子版了。
• 《新周刊》，还凑合吧。年头也很长了，厚度比《三联生活周刊》厚，但貌似“可阅读物”反而少，就好像一个很大的糖水菠萝罐头里面全是水而已。当然，《新周刊》比《城市画报》还稍有读头些。
• 《瞭望东方周刊》，各方面都和《三联生活周刊》很像：定位、内容、取向、版式，以及两者所用纸张。三联的正文第一页是“环球要刊速览”，瞭望的是“周刊选萃”；三联和瞭望的“读者来信”栏目的左上角都是对上一期杂志的一封读者来信；两者正文的最后都有一篇一整页的专栏文章；唯一的明显不同恐怕仅限于三联有朱德庸的漫画而瞭望没有。
• 《书城》和《读书》，好处是内容很杂，可以在很多人的文章里面读到他们读的很多书的要义和精华，这样可以弥补一己之力无法遍读群书的遗憾。理论上来说，《读者》（早年叫《读者文摘》的那个甘肃杂志，曾经卖的还贼火）也算是同类，只不过所取内容是另一种定位，我现在不太喜欢的定位。
• 《男人装》，啥也别说了。如果放在国内的各种杂志里比，简体中文版的FHM算是很出挑的，有够无厘头，有够特别。但和其他版本的FHM相比（例如英国版的，或者台湾的国际中文版），简体中文版的尺度就实在是太平庸了，照片太保守，露得太少，搔到痒处的文章也都没有了，代之以驾车穿越大沙漠之类的“卫生”文章。考虑从下个月开始不买了。

虽然这些周刊、周报、月刊我几乎每期不拉都会在报亭买了看，但我肯定不会去订阅。我喜欢走在路上随手买一份，一路看完，等出了地铁或下了公交车，管它是两块一份的小黄报、八块一份的《三联生活周刊》还是十五块一份的《新潮电子》，一律卷起来往垃圾桶一扔。

“对于任何一件事，从法国人那里，你能得到三个顺序有秩的解释:人为因素、意识形态上的原因，又或者——没什么可解释的。你买的电视机坏了，打电话叫人来修，你得到的第一个回答一定是修理工不知道哪儿去了（某个人的原因）;一个星期之内不可能处理完，店里有规定（意识形态）;很正常啊，没听说过哪台电视不会坏的（还用解释么）。同样的思路也适用于法国大革命:都是伏尔泰闹的（这个不负责任的修理工）;马克思说了资产阶级和贵族的斗争是必然要发生的（店里的规定）;福柯:没什么好说的，西方文明的发展都是恐怖统治的结果（是电视机都会坏的）。

看来，如果我是一个法国人，我会这样说：“MBA是国内一些人炒作出来的（人为因素）；MBA是不是真的有价值，在国外争议很大的（意识形态上的原因）；我就是不想周末念书（没什么可解释的）”。

谨以此纪念攻占巴士底狱216周年。

材料：

• 切片面包3片
• 奶酪1片，光明牌12片装的
• 火腿1片，荷美尔牌真空包装的
• 番茄1只，切成薄片
• 鸭肉少许，家乐福的熟菜，再片成薄片

做法：

1. 按照“[面包] – [奶酪 & 火腿] – [面包] – [番茄片 & 鸭肉片] – [面包]”的顺序垒起来
2. 把四边切齐
3. 沿对角线切开
4. 用保鲜膜包起来，再用报纸报上，就可以拿在手里上班去了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30)

单看标题，容易让人以为文章是在谈论对于革命前途的信心的问题。但实质上，通篇围绕了一个核心：中央主张分散打游击，毛泽东建立政权。在这个问题上，双方的观点是很对立的。 毛泽东在这封通信中的“直陈”令人惊讶：“中央二月来信的精神是不好的”；“中央要我们将队伍分得很小…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中央…对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

恐怕自三十年代以后，就再也没有人敢在给中央的公开信里面这么说话了。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

这篇洋洋洒洒七十页的长文绝对值得读！原本毛泽东是打算把这个题目写成一本书的，但因为西安事变发生而没有写完，收了写完了的部分收在毛选里。文章不但浓缩凝练了老毛打仗十年来的心得，更有价值的是渗透于整篇文章中的思维方式——如何认识战争规律，如何学习战争规律，如何运用战争规律：

• “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
• “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
• “我们应该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也应该研究革命战争的规律；最后，我们还应该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
• “有一种人的意见是不对的，…他们说：只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就得了，具体地说，只要照着…那些军事条令去做就得了
• “又有一种人的意见也是不对的，…他们说：只要研究俄国革命战争的经验就得了
• “再有一种人的意见也是不对的，…他们说：…北伐战争的经验是最好的，我们应该学习它，具体地说，学北伐战争的长驱直进和夺取大城市。他们不知道：北伐战争的经验是应该学习的，但是不应该刻板地抄用
• “战争和战争指导规律都是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有各个历史阶段的特点
• “要求战役指挥员和战术指挥员了解某种程度的战略上的规律，何以成为必要呢？因为懂得了全局性的东西，就更会使用局部性的东西
• “作战时选择突击方向和突击点，要按照当前的敌情、地形和自己兵力的情况去规定。在给养丰富的地方要注意不使战士吃得太饱
• “学习战争全局的指导规律，是要用心去想一想才行的。…不用心思去想，就不会懂得
• “一切带原则性的军事规律，…都是前人或今人做的关于过去战争经验的总结
• “反对红军的游击主义，却又承认红军的游击性；反对战役的持久战和战略的速决战，承认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的速决战；反对固定的作战线和阵地战，承认非固定的作战线和运动战；反对击溃战，承认歼灭战；…反对绝对的集中指挥，承认相对的集中指挥；…

我们完全可以按照《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框架和线条写一篇《中国软件开发的方法问题》。把战争替换成软件，便直指中国软件开发方法认识诸多误区。

• 软件开发的规律——这是任何开发软件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解决的问题
• 中国软件开发的规律——这是任何中国开发软件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
• 我们应该研究一般软件开发的规律，也应该研究中国软件开发的规律，最后，我们还应该研究中国商业软件(commercial software)的开发规律；
• 有一种人的意见是不对的，他们说：只要研究一般软件的开发规律就可以了，具体说，只要按照CMM或RUP说的去做就可以了；
• 又有一种人的意见也是不对的，他们说：只要研究中国的特殊国情就可以了。
• 再有一种人的意见也是不对的，他们说：求伯君开发WPS的经验是最好的，我们应该学习他，具体说，就是鼓励编程英雄。他们不知道，求伯君的经验是应该学习的，但不应该照搬。
• 软件和软件开发方法都是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有各个历史阶段的特点；
• 要求基层程序员了解某种程度上的软件开发的方法，何以成为必要呢？因为懂得了全局性的东西，就更会使用局部性的东西；
• 软件测试选择的方法和重点，要按照当时的项目进度、资源、受众、团队水平、人员能力、人员数量去规定。在测试已经相当充分的领域注意不要过分追求100%自动化；
• 学习软件开发的方法，是要用心去想一想才行的。不用心思去想，就不会懂得；
• 一切带原则性的开发方法，都是前人开发过的项目的总结；
• 反对流程决定论，但也坚持必须先设计后编码；反对理想化的测试驱动，但承认最终定义产品的是测试用例；反对文档中心论，承认文档作为agreement的重要性；反对会山会海，承认沟通的重要性；反对“万般皆下品，唯有编程高”，承认software maker和software breaker的差异；…

每一个关心软件开发方法论的人都值得读一读《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边读边思考如何借鉴毛泽东同志研究中国革命战争战略的眼光、思维方式、态度、基本观念，并用于研究探讨中国软件开发方法。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6)

毛泽东在阐述小资产阶级的构成时，用了一连串的“小”：“…小知识阶层…小员司、小事务员、小律师、小商人等都属于这一类”。

谈到中产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毛泽东说道，“实现民族资产阶级的国家，是完全行不通的，因为现在世界上的局面，是革命和反革命两大势力作最后的斗争的局面…那些中间阶级，必定很快分化，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没有他们‘独立’的余地”。不免让人联想到很多年后流行的非友即敌的简单逻辑：不参加对某某的批斗，那你就是某某的同谋。

贫农被归到“半无产阶级”，而非无产阶级。理由是贫农多多少少占有一些农具。既然有农具，农具属生产资料类，贫农既不能算无产。农村的无产阶级是指长工、短工等，既无土地，也无农具和资金。

毛泽东写道，“…还有数量不小的游民无产者…（例如）上海等处的‘青帮’…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很明显，老毛对青帮看走眼了。所以在文章后的注释中，出版者特地做了解释以圆其说。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

著名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即出自这篇文章。整个句子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

毛泽东发表这一评论的所针对的是“中派的议论”。在农民运动中，地主土豪被拉出来戴上高帽子游街，还有些农民拥进土豪劣绅家里抢猪抢米，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也有人“踏上去滚一滚”。有意见认为农民这样做未免太不像话，毛泽东认为这种看法实质上仍然是拥护特权阶级利益的地主理论，是阻碍农民运动和破坏革命的。

如此看来，文革中的抄家自然也就理直气壮了。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1928)

文章给出的答案是：“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使一小块或者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围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一句话，就是在几省交界地带属三不管，有生存空间。

也对，金三角就是在泰国、缅甸、老挝三国边境地带的。

《井冈山的斗争》(1928)

毛泽东写道，“党代表制度，经验证明不能废除，…，改称指导员，则和国民党的指导员相混，为俘虏兵所厌恶，…，故我们决定不改”。

但当时红军中 “指导员”称号相当普遍。例如，粟裕，1927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8月参加南昌起义，后随朱德、陈毅转战闽粤赣湘边，同年10月被任命为步兵五连政治指导员。又例如，邱先通，1931年入党、1932年参加红军、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据记载，他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兴国模范师第16团连指导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