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辆满载乘客的火车的司机发现前方不远处的铁轨上有一群小孩在玩，刹车将导致车毁人亡，唯一避免撞上小孩的方法是将火车开到一条早已废弃的叉道上去，但司机发现废弃的叉道上也有人，有一个小孩在玩。司机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撞死正常行车路线上的一群小孩，要么撞死废弃的叉道上的一个小孩。如果你是司机，你会怎么选择？选择废弃的叉道， 看似是一种善举：撞死一个小孩总比撞死一群好。但这真的就是“善”么？
一部分观众准时到达剧院却受到了惩罚：他们不得不多等上十分钟才能看到演出；迟到的观众反而受到了袒护：他们即使迟到了，也还是能看到了完整的演出。
那个在废弃铁轨上玩的小孩遵守秩序却受到了惩罚：他被撞死了；不遵守秩序在使用中的铁轨上玩的小孩反而受到了袒护：他们不该在那里玩，但被撞死的却不是他们。
什么是善举？什么是“善”？
装修很有老上海风味，背景音乐放的也是上海的老唱片。店很小，一定要订座才有得吃。
1. 墙上的画是老板自己画的
2. 很安静的就餐环境
3. 怀旧的陈设、家具和餐具
4. 面筋草菇
5. 红烧黄鱼
6. 大家都富（即“豆腐”）
我开始用“替换法”来隔离故障。先把灯插到其他插座上，不亮，确信不是插座故障或者接触不良。然后，到底是灯坏了还是灯泡坏了呢？到楼下小店花了三块钱买了一个灯泡，那种最古老的式样的白炽灯泡，回家把宜家的节能灯泡换下来，一开，还是不亮。于是我很确信，是灯坏了。
于是，上周日，我把整个灯都扛去了宜家。我还特地把宜家的灯泡也安在上面一起带上了 。十二块钱打的打到宜家，客服一插电，果然不亮。客服说“会不会是灯泡坏了”，我很确信的说“灯坏了”。客服从桌子上正亮着的台灯上卸了一个灯泡，装上去， 靠！居然能点亮。
原来，我在楼下小店花三块钱买的那个灯泡是个坏的。
家传绝学，传男不传女！
2. 考据癖。喜欢考证某幢老房子以前有谁住过，有什么掌故；某个胡同里面有谁的宅子，什么时候什么原因搬过来的，什么时候什么原因搬走的；某某胡同因何而名，等等。喜欢听别人头头是道的讲这些，也喜欢记在心里，以后头头是道的给别人讲这些。听的人只要称赞一句“你怎么知道这么多”，心里就很受用。最近的打算是用二十年的时间把上海租界地区的老房子好好考证一遍，把其中的有趣掌故都挖掘出来、串起来，有主线、有实料、有戏肉，用黄仁宇写《万历十五年》的方式，或是丁燕石写《这一夜雍正夺嫡》的方式，或是王军写《城记》的方式，或是冯象写《玻璃岛》的方式，写成一本四五百页的著作。
3. 裸奔癖。当然，仅限于自己家里。天热的时候经常在家里啥都不穿晃来晃去，洗衣服、做饭、看电视、看报纸、吃西瓜——就像Sex and the City里面Charlotte的那个犹太人丈夫Harry那样。
不过我有一些阴暗的心理，恐怕旁人很少有类同的。
其一，每次在参观吃饭，看到服务员来回穿梭，端着盘子的，或者是托着一碗大大的汤，或者是托着一瓶酒两个空杯子的，当他们从我身边经过，我都有一种想伸出脚去把他们绊到的冲动。不知道这是属于童年的恶作剧心理的遗留，还是某种其他心理压力的潜意识宣泄。
其二，我最最见不得的就是一个洋鬼子和一个中国女人在一起。每次看到，心中都会恨恨的，恨那女人下贱、没长眼睛，恨那鬼子无耻、淫我妻女。我并非排外，我也不否认他们有些是有爱情的——Claire一直找法国人做男朋友，作为朋友我的态度始终是it’s fine，这是每个人自己的事情。但大部分的时候中国女人和洋鬼子就是各取所需的：鬼子为了性，中国女人为了钱、出国或虚荣——但在中国的老外通常都比中国人想像的精明和穷，或者不愿花钱，所以到头来收获的通常只是虚荣。
我家楼下就是衡山路酒吧街，我每天晚上都能看到很多对洋鬼子加中国年轻女子。一次我在楼下的DVD店里挑碟，短短一二十分钟里有三四对进来。其中一对，那个外国男子不通中文，英文也甚结巴，他让那女的问店员某部电影什么时候能到，店员对那女的说“十一月”，那女的转身对鬼子说：“Eleven”。
什么东西！
其实在北京时原本还是打算去装个宽带的，但麻烦的是安装ADSL需要提供房东的身份证号，结果就这么拖下来了，总是忘记问房东要身份证号。后来过了冬天，春暖花开，买了辆永久28寸的老坦克，可以骑车去鼓楼那边的网吧上网，也就五分钟的车程，所以装宽带的需求就不那么迫切了。等到四五月间，已经开始计划回上海了，索性就不装了。现在回到上海，不单没有宽带，连拨号上网也不能了——因为电话线路虽然可以打电话，但是拨号音不是正常的拨号音，电脑因此认为线路上没有拨号音，拒绝拨号。于是，家里就彻底的“去互联网化”了。
网络是一个吞噬时间的东西。以前家里有ADSL的时候，经常搞到晚上两点钟再睡觉，尽管早上八点又要起来上班。搞那么晚其实也不干什么，并不是在打网游或者搞网恋，只是在Hi-PDA看看帖子然后有一句没一句的和MSN上还没睡觉的人说两句。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精神特别好，不困，不想睡觉。
电视也是一个吞噬时间的东西。家里有了电视，晚上回到家啥也不干就坐那儿看电视，一晃就是一个小时，然后才想起来还有衣服没有洗，还有房间还没收拾。等再坐回电视前，差不多就是半夜了，然后就开始看午夜挡的电视剧。通常很多电视台都会在十二点前后开始播以前热播的电视剧，比如《雍正王朝》或者是《一号法庭》之类的，还都挺吸引人的，结果两集播完，就又是将近两点了。到了周末，星期六的上午，懒洋洋起了床，电视前面一坐，不知不觉就中午了，时间流逝的哗哗的。
去年南丹路新家刚刚装修好的时候，曾经过过几个礼拜家中无电视、无网络的日子。当家里没有电视和宽带的时候，会发现晚上的时间特别多，人也容易特别早就犯困想睡觉。没有电视和宽带，会发现其实晚上还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可以和家人多说说话，可以多看一些报纸杂志和书，可以听听广播，可以多收拾收拾屋子，可以把买了但不听的唱片都听几遍，可以把一直挂在晾衣架上的衣服收拾下来叠好。听广播、收拾房间、叠衣服的时候还可以神游天外，就可以多一些想点事情的时间，可以想想自己最近待人接物的得失，也可以整理整理对一些问题的思路。看电视太多只会让人习惯于不动脑子。
我的很多同事家里装修的越来越信息化：每个房间都有宽带的网口，每个角落都有无线网的信号覆盖，每个房间（甚至浴室）都有有线电视，有的装了卫星电视，有的还在家里装了Windows XP Media Center Edition。但对我来说，家里只要能放唱片，能读书看报，就足够了。
这盆滴水观音无论是高矮、叶片大小、疏密、造型等都恰到好处：
例如，北京买不到竹笋。今年春天在北京的时候，发了疯的想吃腌笃鲜。腌笃鲜其实是极其容易的，自己家里就能做的：新鲜的猪肉（比如肋排），咸猪肉，还有笋，加上佐料（比如葱段、姜、黄酒、盐等），放在大锅子里煮开，然后小火炖上至少两三个小时，整个房间里便香气四溢，揭开锅，厚厚的油花满锅的笋片，根本不消吃，只要想到，就口水流下来了。只可惜，在北京，这个春天满世界找不到笋，无论是细长的春笋还矮矮胖胖的冬笋。当然，我的“世界”仅局限于晚上七点以后的白石桥家乐福(//shy)。据北京当地人说菜市场有时候会有，但我并不知道德外附近哪里有菜市场，只有那次去玉渊坛公园看樱花，在公园门口的一溜小摊里看见一个挑着竹笋卖的。当时一犹豫，不想拎着一口袋竹笋看樱花，就没买，后悔啊。
我在北京时还想做马兰头拌香干。典型的江南小菜，把豆腐干和马兰头（一种蔬菜）用水汆熟，剁碎了拌在一起放盐、味精和麻油就可以了。可是北京也买不到马兰头。
北京也买不到芨菜，做不了芨菜豆腐羹。大部分的菜肴，饭店里做的比家里自己做的好吃，毕竟饭店是专业的，而且饭店里油大、火旺，有些还用高汤，这都是自己家里不能有的条件。但有个别的菜肴，饭店的反不及家里自己做的，例如荠菜豆腐羹，还有腌笃鲜。饭店里的腌笃鲜绝对不如我的手艺好，这不是吹牛。饭店里因为成本考虑，用的原料不如自己家的足。饭店里的腌笃鲜往往清汤寡水，笋也少、肉也少，汤也非原汤，是兑过的。
八宝饭也是自己家做的好吃。只可惜我妈妈已经有十几年没自己做八宝饭了。以前念小学的时候，到了寒假，农历十二月二十几的时候，我们就在家自己做八宝饭。在桌上一溜摆开大大小小十几个瓷饭碗，碗壁和碗底都先用猪油抹一遍（否则将来蒸熟了沾碗），然后在碗底摆上各种蜜饯，比如核桃仁（从食品商店买了大核桃自己敲的）、糖冬瓜、蜜枣、等，大多摆成放射状。摆蜜饯通常都是我的工作，一边摆一边还可以偷吃一些，但我不喜欢吃糖冬瓜。另一边，用高压锅煮糯米，然后先在每个碗中盛一半的糯米，压实；然后铺上一层豆沙（自然也是自己家炒的），压实；最后再铺一层糯米，压实至与碗口齐平，就算做好了，那去垒在阳台里。等到小年夜开始，年夜饭就不吃白米饭了，而是从阳台拿一个八宝饭，从开始吃前面的冷菜和热菜开始就上锅蒸，等菜吃完了八宝饭也蒸透了，取出来倒扣在一个盘子上，揭掉碗浇上一层甜的芡就很美味了。
北京人很少吃八宝饭，因为八宝饭太甜：糯米是甜的，豆沙是甜的，蜜饯是甜的，浇的芡也是甜的。而且，北京的家乐福里面卖的八宝饭无论怎么蒸，米粒都不糯，怀疑是用大米做的。
除了八宝饭，那时侯过年我们家蛋饺也都是我姐做的，从蛋皮到肉馅。现如今，都直接买现成的了，买个乔家栅的八宝饭放在电饭煲里一蒸就当午饭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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