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岁的生日礼物是一个Longines LungoMare：

2. 路口

“如果仔细翻阅各国的历史记载，会发现记录着许多令人惊奇的巧合。美国的两位著名总统林肯和肯尼迪，他们两人的生活道路有很多相似之处。林肯在1860年就任总统，而肯尼迪却在1960年就任总统。林肯的秘书是肯尼迪，肯尼迪的秘书是林肯。两位总统不幸遇刺身亡时，林肯是在一个星期五遇刺的，而肯尼迪的时间恰好是相隔了100年后的一个星期五。并且都是下午3点30分，两位总统夫人也都在出事现场，当时两位秘书还都劝总统不要在星期5到场。两位总统全都不听劝告。更令人惊奇的是，两总统的继位人名字相同。林肯的继位人名叫约翰逊。肯尼迪的继位人也叫约翰逊。两个约翰逊都是南方人，民主党参义员。前一位生于1808年，后一位生于1908年，相隔恰好也是100年。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杀害林肯的人生于1829年。而杀害肯尼迪的人生于1929年。恰好又是100年”。

稍微查一下资料就知道，其中所谓的巧合，大多要么牵强附会，要么是假的：

• 两位总统遇刺事件相隔了100年——假的。肯尼迪遇刺于1963年11月22日，而林肯遇刺于1865年4月14日。
• 两位总统遇刺事件都是下午3点30分——假的。林肯遇刺于1865年4月14日晚上10:15左右。肯尼迪遇刺于1963年11月22日中午12:30，美国中部时间。

snopes.com上的一篇文章更详细的列举了这篇所谓“诸多巧合”中的其他谬误，包括：

• 林肯的秘书是肯尼迪，肯尼迪的秘书是林肯——假的！肯尼迪的确有个秘书是林肯（Evelyn Lincoln），但没有任何资料表明林肯有一个叫肯尼迪的秘书。
• 杀害林肯的人生于1829年，而杀害肯尼迪的人生于1929年——假的！杀害肯尼迪的Oswald的确生于1939年，但是杀害林肯的Booth生于1838年。

流言止于智者。

我一直觉得箕子很强，三千年前就发现了这个象牙筷子的规律。直到今天，这个规律仍然到处可见：例如，有人送了一只高档的手表，如果要戴上，就要陪以相应的衬衫、西裤、外套、皮带、皮鞋、领带，皮夹子也要换成真皮的，然后眼镜也要换成更decent的，然后要用香水，然后发型也要打理，吃饭也必须出入更高级的餐馆，开销越来越大。

两百年前，一个叫做狄德罗（Denis Diderot）的法国人也发现了这个规律。有人送了他一件好看的睡袍，为了和新睡袍相称，他换掉了家具，然后发现地毯和家具不配，又换了地毯。最后他醒悟过来，写了一篇文章来讨论这种消费欲望，文章叫做“Regrets on Parting with My Old Dressing Gown”（与旧睡袍别离之后的烦恼）。结果后人就把这种现象命名为“狄德罗效应”（the Diderot Effect）。

依我看，箕子比狄德罗早三千年发现这个规律，应该叫它“箕子效应”或者“象牙筷子效应”才对。

无聊的题目，无聊的人。出这道题目的人自以为利用了“if a=b then b=a”的规律，自以为很聪明。没错，等号（"="）确实是

• 自反的：a=a is always true
• 对称的：if a=b, then b=a
• 传递的：if a=b and b=c, then a=c

但在这道题目里面，"="不是原来的等号了，而是一个被重载过的操作符，一个很普通的操作符而已，不再具备对称性。这道题目里面的等号其实和一个箭头没有什么区别：“1->5，2->15，3->215，4->3125，5->？”

非常讨厌这种所谓的智力题。我也厌恶在面试中出智力题，至少我自己从来都不问类似“(a-x)(b-x)(c-x)…..(y-x)(z-x)=?”的题目。就算能发现(x-x)=0，又能说明什么？又例如，100盏灯，每隔一个拨一下开关， 每隔两个拨一下开关，……，每隔九十九个拨一下开关，请问最后有哪些灯还亮着。难道回答出来了的就算smart，回答不出的就算not smart？

听说过这么一个故事，有个年轻人跑到一家大咨询公司面试，老板问了他一个智力题。他听完题目对老板说，我是来工作的，不是来做智力题的。据说这个年轻人因此就拿到了offer。

过多的问智力题，是面试官自身“阅人”能力不足的表现。

上海也有，比如“金师傅馄饨”和“小杨生煎”。快餐及连锁餐饮行业中，字号里面带有winning product，让人产生双向的联想：想吃豆浆了，就先想到“永和豆浆”；听到“大娘水饺”，就知道这个店卖的是水饺。如此，品牌容易被记住，也容易被强化一个有focus的印象。肯德基和麦当劳的名字虽然不带姓氏和产品，但肯德基就是“肯德鸡”、麦当劳就是Big Mac汉堡的形象已经很强化了。

所以“东方既白”是一个令人担忧的名字。不太容易从这个名字想到某个什么具体产品，也不太容易在想吃中式盖浇饭或者浇头面的时候想到它。只有“东”让人稍微有一点中式的联想，“既白”能产生一点点早餐的联想。王建硕说名字很重要，的确很重要。

Eric Zheng （郑子颖）
Software Design Engineer in Test

以前我是不喜欢无伴奏的，我对他们说，我觉得听了满脑袋都是大提琴的嗡嗡声。那时侯买了一套卡萨尔斯的无伴奏的CD，只听了一两遍就放弃了。现在我觉得当时要么是唱片录音的问题，要么是当时用的耳机的问题。不能排除唱片录音的问题。年初买过一套富特文格勒的CD，都是四五十年代的录音。一样的作品，唱片放出来的感觉的确是不一样的。八九十年代的录音感觉清澈、透亮，四五十年代的像是捂了一层被子，又像是已经放了几十遍的磁带的声音。技术的进步的确带来了更好的声音。

但最近拿来Maisky的录音重新听无伴奏，就一下子不可救药的喜欢上了。我会整整一天都带着耳机听，它就像一个温顺的仆人，当我工作时它便躲在一边让我感觉不到它的存在，当我刚一抬头还没等招唤它便又围绕在我上下前后左右。喜欢它的那种特别古典特别巴赫式的样式：一段调子或是不断的拾阶而上、或是上下游走，不急不缓的，不雄壮、不花哨、不悲伤、不欢快、不歇斯底里，总是那么不温不火的跳动着。特别特别喜欢第一组的第一曲的开头，每个重音的地方都有一种“往下一沉”的感觉，一种只有大提琴才有的特殊感觉，一种被琴声按摩了一下的感觉。

佛教其实并不是基督教在中国的对等物（counterpart），伊不该把佛教和基督教放在一起比较。佛教虽然是中国第一大宗教，但地位远不及基督教在美国。论对学术界的影响，在美国，由于基督教人士以及观念的影响，一些大学至今无法教授达尔文的进化论，堕胎、克隆人、安乐死等的立法也都让人看到有基督教的影响因素，就连美国总统宣誓就职都是手按着圣经的；而在中国，无论是以前皇帝登记还是后来国家主席就职，都没佛经什么事儿。论时间，佛教汉代才传入中国，南北朝才开始在全国传播；而道教发端于春秋，汉时就已在民众中广为流传，例如东汉时候的张鲁，比佛教基本早了大半个千年；而美国，这个国家索性就是由一批基督徒建立的，《独立宣言》就多处提到上帝，例如："the separate and equal station to which the Laws of Nature and of Nature’s God entitle them"（依照自然法则和上帝的意旨，接受独立和平等的地位）；"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that they are endowed by their Creator with certain unalienable Rights"（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

基督教在中国的对等物（counterpart）其实是儒家的学说。论时间，儒家学说出现于春秋，到西汉时便已“独尊”；论对学术界的影响力，两千年来所有的读书人读的都是四书五经、经史子集；皇帝或尊佛或灭佛，但没有谁敢离经叛道。相比《圣经》在西方社会被引用的频度，儒家典籍在中国社会生活中被引用的次数，只多不少。中国社会的价值观念也都发源于儒家的学说，上至忠孝大义，下至个人修养。例如，孝，孔子说“父母在，不远游”；忠，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做人，子贡说“温、良、恭、俭、让”；谦虚，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学习方法，孔子说“温故而知新”；以人为本，孔子“不问马”；生理需要，孔子说“饮食男女”；社会责任，孟子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远大理想，大学之道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等。这些价值观至今仍然渗透在中国社会的每个角落。

毛泽东的思想（以及各种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对现代中国社会的影响恐怕仅次于孔子的思想（以及各种儒家的学说）。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农村包围城市，人民内部矛盾，辩证法，事物的螺旋上升，否定之否定，对立统一，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糖衣炮弹，打持久战，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主观能动性，为人民服务，发动群众斗群众，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等等。这些语汇和思维方式，我们常常会在说话讨论写文章想问题的时候用到，或多或少，自觉或不自觉。

所以说，中国社会并不缺少信仰。中国社会如今过于看重物质生活，有道德危机之虑，只是因为仓廪未足罢了。孔子的思想和毛泽东的思想是中国社会的信仰，正如基督教是美国社会的信仰。

《毛泽东选集》最完整地记录了毛泽东的思想。要全面的了解毛泽东的思想，不能只停留在《毛主席语录》的片言只语上。《毛主席语录》里面的摘录，没有了上下文，意思就有偏差。正如要了解圣经，便要读原著，不能只看《圣经故事》；要真正了解作为文学作品的《西游记》，就不能只看连环画和电视剧，要看原著，看了原著才会发现还有“心猿”一说；要真正了解贝多芬的交响曲，就要听《命运》的全部，而不只是第一乐章，等等。而且《毛泽东选集》里的文章都写的很好：不艰涩，不拒人千里之外，不是那种存心就不想让别人读懂的，不故意使用大概念、抽象词汇，不故意短话长说，用例子也很生动活泼。所以，还是值得花点时间通读一遍的。

Specification

• Brand: 永久 (Forever)
• Size: 28′
• Colour: Black
• Basket: Yes
• Locks: Yes
• Description: bought in Mar.2005, chain and brakes are in very well condition, tyres never been patched, tough frame and forks, can carry 150+kg.

Most postmen in China have been using this model for 30+ years. Also the same model as that the sister rides in Changwei Gu’s Silver Berlin Bear winner movie "Kong Que":

其实，这只是佐丹奴的一种快干T-Shirt的广告而已。

《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1936）

昨天新闻联播的“抗日英雄谱”刚放了张学良、杨虎城，今又读到了这篇。小时候也曾想过，当初如果就地把老蒋一直囚禁起来或者杀掉，岂不是后来就可以省掉淮海战役辽沈战役平津战役这么多麻烦了么？当年要是关羽在华容道不放走曹操，也就不会有后来秋风五丈原的扼腕了；当年要是乘着招亲就把刘备一直软禁起来，吴国也不必花这么大力气去夺荆州了，还没夺到，活活牺牲一个智力、武力、魅力都很高的周瑜。不过好在后续的吕蒙和陆逊也都是智力、武力、魅力都很高的，从《三国志II》一直到《三国志VII》都是我最喜欢的武将。

不过后来稍长后想问题全面了，也就慢慢懂得为什么要放走老蒋了。正如曹操言，“设若无孤，正不知有几人称帝，几人称王，信夫！”。要是杀了老蒋，原先都归老蒋管的一大片地方就又要像二十年代那样多出若干个主席、总司令。原先联合抗日只需要和老蒋一个人谈，现在要跟若干个主席、总司令谈，自然还是原来的省力省心。这个道理自然是简单的，一说就清楚的。

同样一句话的简单道理，有人就要用一大篇话来讲，比茹太素还茹太素。这个人就是《经济观察报》“研究院增刊”的某主编 。在最近一期的增刊上，伊对“中国钢铁企业明知铁矿石长期合同价格便宜得多，为什么还都签短期合同”的回答其实只有一句话：中国钢铁企业签订价格更高的短期合同是为了获得应对政策和市场变化的灵活性。一句话的道理，却用了整半版的篇幅来讲，还引入了“交易费用”的概念来帮助建立理论基础，却不深入分析是什么样的“政策变化”，真是浪费油墨和纸，当廷杖之。

把简单的东西说复杂，通常不外乎几个原因：1, 说者的确有旁人不及的深度认知，能掰开了揉碎了说；2, 有一种修辞手法叫做“曲笔”；3, 演讲被要求足一个小时、文章须足一个版面或者论文必需满三万字，苦于话题本身简单不过，只好没话找话变着法儿绕圈子；4, 忽悠、唬人，管“花”叫“被子植物的生殖器官”，管“label”叫“软件源文件版本空间中的一个矢量”，把Sharepoint上升到企业知识管理（EKM, Enterprise Knowledge Management）的高度，等等。

《毛泽东选集》里的文章极少极少有后两种情形。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1937）

毛泽东同志写道，“我们的敌人…托洛茨基派，…其总目标，就是使我们保卫祖国的抗战任务不能成功。…今后，…要针对…托洛茨基派的阴谋，作尽量的揭破和坚决的斗争”。

从中可以看到，一些日后被广泛使用的句式和词汇，例如 “某某不可告人的目的就是…”以及“揭露某某的阴谋”，早在1937就已经出现在了主流的声音中。窃以为要警惕外来的破坏和干扰是对的，但在表达方式上不应该去揣测他人的动机。如果是我，我会换一种更注重客观事实而非主观揣度的表达方式：“托洛茨基派是我们的敌人，其所做所为及主张，将会导致我们的保卫祖国抗战任务不能成功，今后要针对托洛茨基派在舆论和行动上做坚决的斗争”。

西人虽主张“attitude is everything”，但仍主要以所作所为（deliverable）评判他人的工作；而国人虽高举“实事求是”，却常以“动机不纯”加罪他人，常以“好心办了坏事”寻求原谅，尚远不及两千前惠子“子非鱼，安知鱼之乐”的见识。

《实践论》（1937）

副标题是“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这个话题太本元了，一千年都讨论不完的。

毛泽东写道：“无论何人要认识什么事物，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即生活于（实践于）那个事物的环境中，是没有法子解决的”。可是，人早在上天之前就已经知道人坐着宇宙飞船到了太空中后会有失重，那时候人并没有在宇宙飞船中生活过。

记得以前听过一种调侃：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颠扑不破，是因为它总能自圆其说，马克思说得对的时候自不谈，即便马克思有些论调错了（例如社会主义革命将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首先成功），且慢高兴，因为马克思主义者相信不存在绝对真理，马克思主义者相信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随着实践逐步深入的——马克思又说对了。

不过大多数时候我是很同意老毛的说法的：“你要知道革命的理论和方法，你就得参加革命”。用现代的话来说，即便有知识库和培训，大部份的know-how和insight仍然需要在industry里面靠多年的摸爬滚打来获得，没有捷径。两地分居的滋味，只有分居过的才真正知道。译男讲解的斯诺克有看头，是因为他自己就经常下场打球，而韩桥生解说的斯诺克——如果你还有幸在CCTV-5看到过为数不多的那几场的话——只会让人手指迅速的摸向遥控器上的Mute键，心中暗骂“Tais Toi”。

毛泽东又写道：“世上最可笑的是那些‘知识里手’，有了道听途说的一知半解，便自封为‘天下第一’…”——说的不就是方某某和姜某某么？许知远也令我担忧：伊虽然是青年才俊，堂堂北大计算机系毕业，阅历也多于同龄人，但毕竟人须专攻一项或少量数项，伊早年做PC Life主编、eLong内容总监或写《纳斯达克的一代》尚令人信服，毕竟仍在计算机及IT领域内，但如今若拓宽文路，例如涉足汽车行业或者一般意义上的企业管理的话，还能有足够的底蕴么？

《矛盾论》（1937）

毛泽东同志写道：“《水浒传》上有很多辩证唯物法的事例，这个三打祝家庄，算是最好的一个”。可后来《水浒》还是被印上了“大毒草，仅供批判之用，内部资料，请勿外借”。

很不理解为什么要批判水浒的“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事实上，现如今，我们也都主张要惩治贪污腐败，也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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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选集》有两种装订，一种是合订的一卷本，一种是五卷本。五卷本的第一卷是1937年及更早时期的文章；第二、第三卷是抗日战争时期的文章；第四卷是从抗日战争结束到解放前；第五卷是解放后的。1951年的时候先出版了前四卷，1977年出了第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