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母鸡，

我现在在沙滩上坐着，白色的椅子和桌子，还有太阳伞。我把笔记本展在白色的桌子上，给你写信，海就在我前面二十米的地方。风里有一股城市里闻不到的味道，耳朵里还有一种城市里听不到的声音：海的声音，浪头不断打在沙滩上的声音。我对这一切心满意足，只想就这么坐一下午。我真的应该每个月都能有一天时间什么都不干就坐在海滩上放松，否则，每天都加班、出台，真的很容易老、很容易失去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我很喜欢海，三亚、大连、烟台，海总是让我很愉快。刚才在出租上刚看到海的时候，我甚至在不自觉地笑。好在香港也有海，你也住在岛上，这非常好，我很喜欢。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孔子说的。今天在MSN上遇到去年一起去三亚的同学，都说很想今年八月再去。我都有点动心了。我有点打算先到香港，呆两天，然后再去三亚待四五天的样子，这样算上前后周末，正好请五天假就够了。

刚才在海边的一个宾馆里面吃午饭，我一个人。出台出多了，能够独自一个人待一会儿是很幸福的事情。烟台这里的东西真便宜，出租是5元起步，宾馆里面的菜也不比上海的一般饭店贵。这里都是海鲜，我很喜欢。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没有想明白，为什么上海也在海边，海鲜却这么少，还这么贵。其实海鲜是可以很便宜的，我很喜欢很普通的海鲜，比如虾、贝类、蟹，这些煮出来就已经很鲜了。那时候在三亚的夜排档，就很便宜但吃得很美味。海鲜未必要是海参鱼翅鲍鱼之类的，这些我都吃过，感觉却不如三亚的夜市上二十块钱炒一大盘的无名贝类。

我要学习了。坐在海滩上学习C语言，真是一种非常有趣、奇怪、罕见的境遇。

I love you
卑鄙猪
2004.6.17

传奇猪到香港了，在OOCL (Oriental Overseas Container Line)工作，合同三年。昨天晚上到的，今天收到她email说平安到达，但是因为怎么也找不到电话卡所以没法给我打电话——我对此表示深为理解，因为这是传奇猪的一贯风格。

我希望能够早日和传奇猪在香港团聚，但我也不想因此而影响了我现在公司里面的工作。好在香港并不远，从上海过去就两个小时，但可恶的是，不知道为什么往返香港的飞机票折扣这么低。好在如果到深圳换大巴会便宜很多。我让传奇猪帮我查香港到深圳之间的大巴班次，但我认为传奇猪在七月底之前不会完成这个任务——这也是传奇猪的一贯风格。

通常我们看到对歌星、影星、球星、舞星以及各种名人（包括主持人、酷哥酷姐、小男人和小女人）的采访，凡是问到被采访者的爱好，最多的就是：读书和听音乐。这些人（尤其是一些球星），谁都能想象到他们看的是什么书、听的是什么音乐，居然他们也说他们喜欢读书和音乐，真是糟蹋了这两项自从文艺复兴时期就长盛不衰的休闲活动。以后他们应该用更准确的词语，比如说自己喜欢看“流行读物”，听“流行音乐”，这就对了。在他们不改变受采访时的用词之前，如果有人采访我，我肯定不说我喜欢看书，肯定不说我喜欢听音乐。

的确，我自从开始念研究生后，大约1999/2000年的样子，就开始不怎么看书了。不看书的原因是两个：1，很多书 都是水份；2，书的内容太陈旧。正是因为这两点，我现在只看报纸和杂志：内容够新，也不必为了凑字数而掺水。无论是水份这一点，还是内容陈旧，都是以计算机书为典型的。

论水份，昂立书店里面的那么多计算机书，每一本里面都至少有80%的内容可以在其他的书上找到同样的内容。换句话说，通常买计算机书也就只是为了买那20%的“亮点”。但也不能怪这些作者：如果一本书只保留20%的精华，那么书就薄的不成样子了。所以，如果一本书在保持一定厚度的前提下还有50%以上的新意，就肯定会被奉为经典——你可以回想一下是不是这样：关于经典计算机书，不同的人心里肯定还有其他的书的名字，但原因都是他们觉得在那些书里面看到了满满的未曾看到过的东西。

论内容陈旧方面，计算机书就更不必说了。如果每年一月份给昂立书店的计算机书拍一个快照，把历年的快照拿在一起比对，彼此之间的重叠搞不好比两本计算机书至今的重叠还要小。那时候我们都从来不到交大图书馆的外借书库里面借计算机书的：都太老了。只有学到单片机或者汇编语言这种课，书库里面的书或许还能一用。其他门类的书略微好一些，因为毕竟知识更新得慢。比如书库里面还是有很多不错的数学分析的书，当然还有很多非专业的书，我和“屁精”称之为“屁书”，也就是“闲书”的意思。

那时候我、屁精和小二都很喜欢看“屁书”，速度快的时候，达到了一本书今天借明天还的速度，而且还已经被两个人看过。之所以看这么快，是被逼的。那时候我们是交大“联读班”（96TR）的，联读班的学生受到特殊待遇：普通的本科生每人最多只能借5本书，而我们每人可以借10本书。但即便如此，这10本书的配额还是不够用，10本里面通常会有7-8本左右会被一些需要长期keep的专业课参考书所占据，包括一两本数学分析的习题集，一两本工具书（包括数学手册和桥牌叫牌手册），一两本某门课老师“推荐”的辅导书——通常这意味着这门课的考试题目会来自于/改编自这本supplementary reading。这么一来，每人通常只有两三本的份额可以用来借闲书。而书库里面的有意思的书还是很多的，经常就会看到书架上有本很“灵”的书，却发现自己的书已经借满了。

为了避免狗熊掰玉米一边掰一边扔的状况出现，我们认为加快看书速度是个好主意：把掰来的苞米直接吃了，这样下次有苞米时就可以腾出手来了。有了这种看书的速度，我大学三年时间看了超过两百本“屁书”——一多半是交大图书馆借的，还有从上海图书馆借的，还有从别人那里借来看的。所以，读了研究生以后我开始不看书，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已经看了太多的书。这就好像有些花花公子泡了太多妞，最后反倒找了一个很普通的中等美女作了老婆，而且从此修身养性。不过如果现在偶尔看到一些很灵的书，我还是会一个猛子扎进去的。比如，《玻璃岛》是让我分两口气看完的。我自从看《万象》上面一些关于亚瑟王的文章以来，一直在等待一本有系统的、无水份的关于亚瑟王的中文专著，而《玻璃岛》让我一看就说：“这本书就是我想要的”。我还在等待一本关于日本战国的中文专著——我知道日本有一些这方面的历史小说。希望能有一本中文的，可以是一部正史，也可以是一部类似《玻璃岛》的“拼盘”，把有意思的东西都拼在一起而且还组织得很好。

所以，那时候我们看了很多书。也正因此，我们的看书速度变得非常快，尤其以我为代表。很正常，如果没有这种阅读速度，是不可能在繁重的课业以及各种各样其他事情之余以不到一个礼拜消灭一本书的速度看那么多书的。关于速度的一个可以量化的例子是：我曾经在大三的某天下午的政治课上，用一个小时时间看掉了一百页的《围城》。这是我阅读速度的巅峰，而这种快速阅读的能力我至今还保持着。四月份有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坐在长城饭店对门的星巴克里面，晒着太阳，用四个多小时的时间看掉了一本三百多页的《达芬奇密码》外加一本三月份的《哈佛商业周刊》。

阅读速度太快也是有烦恼的：我发现现在的报纸和杂志不能满足我的“阅读欲”，在阅读方面我经常会出现“欲壑难填”的情况。报摊上那种杂志的内容太少了，例如《大都市》、《Cosmopolitan》、《Marie Claire》等，只能用来给白领们学着电视剧里面的样子放在茶几上偶尔翻翻。而《体坛周报》、《南方周末》以及一些日报（例如《东方早报》），虽然字儿密密麻麻码了很多，但内容空洞无物、无趣。还能够满足我阅读欲望的，大概也只有《经济观察报》、《南方体育》、《外滩画报》、《商业周刊》等不多的几种了。

不过，虽然我看书这么快，但还好，总算我的伴儿看书的速度也不慢。Minji曾经有一次去做头，头没做完，把那家店里的所有杂志都看完了。这个故事是Minji亲口告诉我的，我并没有目击，因此我觉得可能有这么几个原因：这家店的杂志太少；她做头发的时间太长；她看杂志不够仔细；她看的杂志图片太多，增加了单位时间能够阅读的页数。经过这么一分析，我又一次觉得我的逻辑思维能力非常强。

6/8，一大早5:20am，闹钟响起。

我的闹钟是两个手机，一个是Smartphone，上海的号；一个是Nokia的，北京的号。自从来了北京，我就一直是双枪。加上我还有一个iPAQ 1940，在单位的时候在桌子上一顺溜排开，谁走过都得admire我一下。我也籍此自嘲：这就是Information Worker。

6/8，5:30am，闹钟又响，起床。

Nokia把我救了，它有一个自动再响的功能。这次不得不起床了，因为这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再晚，就赶不上火车了，日落前就到不了五台山了。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我还是很有原则性的。

6/8，5:40am，出门。

我是动作很快的。当年大二夏天在宜兴以及闵行军训，养成的习惯，因为被要求在集合号吹响的5分钟内出现在楼下列队。后来这个好习惯保持了下来，以前住在斜土路的时候，我可以8:45在家里床上睁开眼睛，9:00就坐在单位的计算机前了，而且还不误了洗漱和整理着装。我觉得这是我和很多女人的严重区别：很多女人早上需要半个小时或更多的时间才能出门，我一直很鄙视她们（不包括Minji，虽然她的动作也不快）。

6/8，6:05am，到北京南站。

北京南站绝对值的我那么早起床出门。北京南站有一种小镇车站的感觉，虽然站外挺乱的，有店铺和小贩，还有各种大车小车在揽活，但是站内很幽静。墙上挂着从南站发的所有火车班次，也就两列，每列十几趟，用的字体都是那种70年代味道的老的宋体。站里是一个大院子，周围是矮房，青瓦红砖的，很茂盛的大树立在矮房之间，大大的树冠密密的叶子。穿过矮房子就是站台，站台也都被大树遮蔽住，下面两三条铁轨，停着那种绿色的慢车，栈桥也是铁架子搭的，很简陋的顶棚。南站让我想起赤名莉香最后等永尾完治的那个车站，也很像以前有一个三得利广告里面的乡间小站。

6/8，6:37am，准时开车。

很久没坐这种慢车了：车厢里有很subtle的混合气味，夹杂着汗味、方便面味、各种品牌和手卷的烟味，运气不好的时候还有呕吐出来的污秽气味。周围坐的人都是皮肤黑黑的，或者就是指甲里面藏着黑黑的东西，或者就是脸蛋是红扑扑的姑娘——这种红不是小孩儿那种红，而是因为太阳晒多了的那种红。我很失望的没有在周围看到任何符合我的审美眼光的美女，否则这一趟十来个钟头也可以通过丫丫稍微有一些精神上的愉悦。

6/8，6:49am，车停丰台。

这就是慢车，每隔十几分钟就会停站。比如，6:37刚刚从南站出来，广播里就说，乘客们，列车下站停靠丰台，到站时间6:49。这真让人心焦啊，北京到五台山也就三百多公里，也就和上海到无锡差不多。可这趟车从北京到五台山中间要停三十多个站，足足走九个多钟头，而从上海到无锡一个多钟头就到了。慢的让你没脾气。

车上坐我对面的两个人在聊天。那个小伙子自己介绍说是住在通州的，头一天晚上就到北京市区里面住着了，否则一早出来肯定赶不上火车。后来在五台山遇到那个GE的销售也住在通州，我公司一个同事也住在通州。通州大概相当于上海的松江的概念了吧？都是给房价闹的。我说什么也不住那么偏远的地方，就算那里已经城镇化了。

6/8，8:00am，困了。

感觉好像火车已经开了很久了。坐在那种硬板座上真不舒服。想不通为什么那时候火车的座位是这样设计的。为什么不设计成飞机上那样，大家都面向同一个方向应该会更省空间，而且椅子背的角度还可以稍微向后倾一点。椅背直着根本没法睡。边上那人睡着了就往我身上靠。并不是我势利，但是如果是一个美女靠着，如果还能散发出阵阵香气，我会好受很多。

车子已经出了北京了，应该已经在山西东北部的山区里面了，也就是俗称的“晋察冀”地区。都是山，隧道连着隧道，手机不一会儿就去掉了一格电——因为老是没信号，它就用最大功率使劲搜索，特费电。车子过隧道的时候，边上的一个妇女说要把车窗关上。我不明白为什么。后来遇到GE的老王，老王告诉我可能是以前留下的习惯，因为以前的火车都是蒸汽车头，如果过隧道不关窗，“呼”的就扑一脸煤灰。

6/8，10:30am，吃午饭。

我的午饭是三个火烧（就是芝麻烧饼），在南站外面吃早饭的时候顺便买的。真的，我吃第一个的时候感觉很香、很好吃。所以我想在旧社会或者古代，对于那些吃不到鸡鸭鱼肉的老百姓来说，火烧的确有资格成为美食。印象中，火车上吃过的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那次我们一家去西安的路上吃的。那次火车路过南京，我在南京的阿姨特地买了两饭盒现切的盐水鹅送到站台上来，从车窗递进来。那一片片切得很薄的鹅肉的味道至今还时不时地当我饿的时候从脑袋里跑到舌头上去。

虽然没有水，我也把三个火烧给吃了。我这人就这点好，喜欢看美女、和美女一起学习工作，但是不会对美女有非份之想；喜欢吃美食，但是如果没有美食，也能照吃不误。我觉得这和我文化层次比较高有关，文化层次高了，对于物质的欲望和生理的欲望就比较能克制。不过这有一个例外：神仙也架不住三泡稀。

6/8，中午12:45pm，拿出电脑准备下午要用的Demo。

习惯了，这大概就是商务人士了。四五月的时候常去天津，因为有一个Partner在天津。北京到天津差不多是两个小时的火车，而且是那种很好、很宽敞、很干净、很稳、座位很舒服、乘客很不多的空调车。我通常会在去天津的火车上把当天要讲的Slides再过一遍，把要用的Demo再跑一遍。那趟车上真的还有不少“商务人士”。我还见过几个人在车上干活，有些是用电脑的，有些是一个文件袋，也有人打很多电话联系事情。从天津回北京的车上我会把当天收集到的Feedback整理一下写下来，然后和张甦议一议后两天的事情。

这时候我明白为什么笔记本电脑要叫做Laptop了，的确是放在膝盖上的。周围有很多人有些异样的眼光给我。毕竟在这车厢里面，我是异类。

6/8，14:30pm，车到平型关。

我还记得，抗日战争的时候，第一场胜仗是平型关大捷，歼灭日军多少多少人。我的历史一向很好，初中的历史老师刘大松（我们都叫他“刘大葱”）就说要保送我去念复旦大学历史系。大学里面我花了一个学期看完了丘吉尔的整整24卷《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排在图书馆的架子上有满满一排。喜欢二战的男生肯定不少，但是愿意踏踏实实的看完这么大部头的肯定很少。

6/8，15:45pm，终于到了五台山站。

火车站其实是在沙河镇，而通常说的五台山是在台怀镇，相距大约一个小时多的车程。台怀镇在群山环抱中，周围就是五个山头：东台、西台、南台、北台、中台，这就是“五台”。所以说，从火车站到五台山，要翻山。说实话，这段山路相当相当的缓，山谷一点都不深，但和我搭一辆小车的两个中年妇女还是吓得眼睛都不敢睁开，手紧紧抓着前面的椅背。像她们这样子，是去不了喀纳斯或者黄山的，那里的上山路陡多了，两边山谷深多了。在这点，我还是很佩服Minji的：她在云南时候小车翻下山路，卡着，眼看着就要翻下山谷了，她还能该怎么做就怎么做的爬出来。

6/8，17:05pm，到了台怀镇

到了就讲课，讲了差不多一个小时。原先安排的是两个小时，但临时被压缩成一个小时；下面听的人一脸疲态——他们从上午八点半就开始听课了，中午只休息了一个小时，没人能不累。但这些对我来说都是小事情，做了一年多专业的培训师，各种场面都见过了，各种意外都遇到过了，心里都有数，难不倒。我很自豪我是做过专业讲师。我对Minji说“我是一个讲师”的时候的感觉，就像周星驰在《喜剧之王》里面对张柏芝说“我是一个演员”。

6/8，19:00pm，晚饭

出来了，和客户、生意伙伴、领导、求着你的人吃饭是必需的。吃饭是一种社交，是一种工作的延伸，在中国很正常——其实就像美国人趁着打高尔夫这个那个的。吃饭时候有些是必需的礼仪，这种礼仪太多，无法总结，是需要用一两年时间来学习的。比如，跟着黄晓凌我学会了把酒杯的杯沿放得比对方低。吃饭时候还需要会说话，让整个桌子不要冷清下来。有些人一发现没人说了就会通过敬酒来缓解一下。有些人还会继续谈工作。有些人会谈社交话题，例如天气、车子、房价。水平最高的是东拉西扯，席间大家笑声不断，但饭后谁也不记得聊过点什么东西——东晋时的清谈风气，也不过如此吧。

桌上喝了点酒，杏花村牌的白酒。百般推辞不掉，只能倒了一点点，刚刚把杯低盖满。不过我发现白酒有白酒的好处：不用干杯。如果是葡萄酒或者啤酒，干杯是常见的，就容易喝多。白酒如果不需要干杯，那喝多喝少就是自己的事情了——哪怕只是润润嘴唇也算。

女孩子喝酒，有三个人让我印象很深。一个是Helen，一个是Julia，一个是Minji。Helen也姓许，是我们那里的一个做AA的女孩子，虽然还是一个复旦大学的实习生，但聪明的程度、看透人心的能力、社交的能力、对做事的Passion、对事业的Ambition、说话分寸的把握等，都非常接近Minji。那时候出去做培训，晚上和当地的领导吃饭，桌上都敬她酒，她也就基本上都喝了。后来吃完出来我问她有没有担心过喝酒伤身，她说“知道，但多少还是要喝一点的”。Julia姓朱，在U Chicago念计算机硕士，那年夏天来我们那里实习。她跟我说，在美国，晚上的社交就是去酒吧喝酒，没有什么茶坊什么卡拉OK。至于Minji，她会很直接跟我说“今天晚上我去和朋友喝酒”，她甚至于还在酒吧做过女招待，有卖酒的quota的。这样的女孩很罕见的，我当然是要据为己有的。

6/8，夜里22:00pm，从台怀镇去火车站

没办法，没时间去上香了。原先听说五台山的香很灵的，所以原来打算上柱香，保佑能早日和Minji团聚。但这就是工作：6/9下午还有一个Conference Call，必须要赶回去。前两个礼拜也是，去了一次峨眉山参加一个投标会，在山脚下呆了两个晚上，没上山。

出五台山的山路上堵车，进山方向的。绵延在山路上的都是加挂着一个挂斗的运煤卡车，借道五台山，每车的货都至少有二三十吨。因为挂太多拉不动，就有车趴在了坡陡的路弯上。而且，山路只有上下各一条车道，运煤的大车一趴下，车头稍一偏就会占住另一个方向的车道，于是另一个方向也开始堵车。同车回的人跟我说，他们是自己包面包车从北京来的，来的那天晚上被堵在山上整整一夜，当晚山道上被堵住的车绵延十几公里。我们戏称，和五台山这里的堵车相比，三环上那车况，该算是相当畅通的。

车被堵住的时候就下车来看星星。山上的夜空清澈见底，星空布满星星——是洒满的感觉，而不仅仅是有星星嵌在天空里的感觉。这样的夜空我只在喀纳斯见过。在Kanas有一天晚上在接近黑湖的一片河边雪地里宿营，那天我生平第一次看到了北斗，也是我生平第一次（搞不好也是最后一次）睡在过膝深的雪地里。

车再上路的时候我就仰在后排睡着了，睡得像猪一样。一觉醒来就已经是火车站了。同车的人感叹我哪里都能睡，都能睡着，厉害。其实这点上我比起华宏伟还有一段差距。那次从徐家汇的公司去虹桥看场地，出租上华宏伟就睡着了。哪里都能睡，是善于休息的表现。我也是善于休息的。坐飞机的时候我能睡，坐火车的时候我也能睡——很多人说就算是卧铺车也没法睡，要么说太吵，要么说太晃，要么说有光就睡不着，要么说换了新环境就睡不着。我没这么多臭毛病。

其实这也是和我工作太累有关的——平时工作节奏就极快（在外企里面也算是快的吧），晚上还经常加班到12点。失眠是rich man的专利，这是朱晓东的名句，我同意。

6/9，半夜01:21am，上车

好惨，补不到卧铺了。我们是只买了站票上车的。趁乱溜到卧铺车厢看了一眼，倒的确貌似都满了。没办法，我们几个人只能直接坐在硬座车厢的地上。这时候是顾不上什么干净不干净的，人舒服要紧。人到了一定的环境下，就不在于脏不脏了。那时候在新疆，到了野外，也就没人在乎什么脏不脏了，即便坐的地方下面正好有一泡干了的牛粪，也就一笑，站起来拍拍屁股了事。

当时真的有点沮丧：认了，就这么熬一晚吧，别指望卧铺了。以后要吸取教训：手里一定要握着有座或者卧铺的票再上车，否则，多半是补不到票的。

6/9，03:30am，车到灵丘

突然，列车员走到门口喊：“谁要补卧铺票”。正巧，我们三个正好就在她脚边地上坐着呢。我们“蹭”的就站起来，瞬间就把票给补了。到了空铺发现铺上的被子叠得非常整齐，完全满足军训时候的叠被子要求。窃以为，这三个空铺是留给灵丘车站里的人的，只是可能他们点儿背，没卖出去，就便宜了我们了。太困了，即便是六点多脑袋顶上就响起了广播，也照睡不误。

6/9，07:30am，回到北京站

总算回到北京了。这真是五台山一日游：头天大清早走，第二天大清早回来。火车，搭车，讲课，再搭车，再火车，马不停蹄一刻不歇，充分发扬了我军特别能够连续作战的传统。就两个字：生猛~！比一天之内坐飞机在北京上海之间打个来回还要生猛。

出了站，阳光明媚。长安街上已经挂起横幅了，原来今天是奥运火炬接力。Minji前两天跟我说她有个妹妹也去接力了，我有点糊涂，如果是火炬手，那可不错，能亲手掂掂那火炬沉不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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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次是我被请去为在一个会议上讲解商业智能(BI, Business Intelligence)。但组织会议的人完全不负责交通，只告诉几点几点在五台山的某某宾馆，而余下的事情都一脚踢给我自己去安排，甚至都不告诉该做什么火车、火车到了以后怎么去五台山，我两眼一抹黑。后来我也只能忍气吞声，发扬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只当是一次自助游，自己在Ctrip上查游记，自己去买火车票、搭便车。也亏的是我，这点事情比起当年去喀纳斯的自助难度低多了。

Btw，我的脑子太快了。虽然我的打字速度已经绝对是我家周围方圆三百米内排名前三，但是仍然跟不上我的脑子的速度。以前给Minji写信的时候用信纸和钢笔，达到过的纪录是一封信15张信纸一气呵成，那时候也有手跟不上脑子的感觉。文思泉涌的时候来不及写是很痛苦的。所以，我想过要去搞一个录音笔，每天带在身边，随时随地把感想录下来。

早上看《李敖有话说》，李敖说到重温旧梦的事情。李敖说，你不要去重温旧梦，除非你有很强烈的哲学主张，否则肯定会觉得失望。李敖举例说，有一个台湾女作家，去了次北京，觉得大为失望，觉得北京不是她记忆中的北京了。李敖说他不会回北京重温旧梦——解放前，李敖是在北京长大的，念的是北京四中。李敖还拿他的《北京法源寺》举例，说他根本就没有去过北京法源寺。

李敖又举例说，有个台湾女作家，小时候经常听妈妈说苏州，说苏州那桥、那水、那砖瓦，前几年她去了一次苏州，大为失望，回来写了一篇文章叫做《江南没有春天》，意思就是：妈妈，苏州不是你说得那样的。

我也有一个旧梦，虽然隔的时候没有李敖那么长达几十年，但也有七八年了。还好我很幸运，不但重温到了，而且重温的时候发现情况比期望的还要好很多，那就是我心里的Minji。

Btw，还好，今天李敖没有说台湾的那疙瘩事儿。李敖比较喜欢拿台湾说事儿，一个礼拜五天，至少有三天是离不开政治的，而且还经常会提到他自己以前如何坐牢的、以前蒋经国如何如何。李敖不说台湾的时候，说的东西就比较更有意思。

下午吃好午饭，和Minji去Face Bar。她带了电脑做点事情，我买了一堆报纸，准备就着一杯苏打水过一下午。

结果Minji没做十分钟事情就倒在沙发上睡着了，呼呼大睡，睡到六点钟才醒过来，足足睡了两个多钟头。好不容易等Minji醒来，我接上话说：不早了，该做事情了。话音刚落，Minji就又“呱唧”倒下继续睡了。

我一把把Minji拽起来，左摇右晃。Minji满心不情愿的睁开眼睛，噘着嘴巴嘟囔着：“我是传奇猪，传奇猪是一直呼呼大睡的，每天只会醒过来20分钟…”

完了我才知道，原来Minji在小学里面就是讲故事比赛二等奖。压根就没有传奇猪的故事，是她临时编的…

补充一下：说实话，我只记得下午那个“传奇猪”了。至于前面写的此前此后的事情，都是我“回忆”出来的。冯小刚在《我把青春献给你》里面说，记忆就像一块有很多洞的木头，有洞的部位都填了腻子，这些腻子就是自己“回忆”出来的东西，时间久了以后，自己也分不清哪些是木头、哪些是腻子了。我的“传奇猪的故事”就补了很多腻子了的，关键是我的记忆才不到半天就补腻子了。

我工作这两年没存下什么积蓄，主要都用于两个用途：1, 到处寻觅和尝试各种吃饭的地方及咖啡馆；2, 买各种笔记本电脑、高级手机（都是带PDA的）和掌上电脑。人说功夫不负有心人，况且学费交了还是有些效果的，上海比较不错的地方也发现了不少，包括：马勒别墅里的Bonomi咖啡，浦东正大广场五楼的Bonomi，老的上海图书馆背后的星巴克，外滩12号大楼里面的Bonomi（tmmd，还别说，上海的Bonomi咖啡都是很灵的，要么是View很灵，要么就是在很灵的建筑物里面），瑞金宾馆的小南国，东湖路的Nepal Kitchen。

还有就是天平路的吉士酒家。这家酒家早年我在1999、2000年前后去的时候，让我印象颇深——主要是两点：1, 气氛很好，就是天平路边上的民居，没有大肆装修，虽然拥挤但感觉很上海本土化（本来就是卖上海菜的），一楼是半地下的，可以透过边上的窗看到街道上的行人在半高的地方走来走去；2，有特色，比如红枣糯米做的比其他地方都好，红烧蹄膀也做得非常好，而且服务员也很有特色，清一色的上海男士，这在其他地方几乎看不到；3，我特别特别特别喜欢天平路吉士二楼角落里的一个楼梯上方的双人位子，即便在最高档的餐厅或者饭店也未必有那个位子那么好、温馨、如家的感觉。这些特色现在还保持着，所以虽然人越来越多，而且菜的价格比早年翻了一番还不止，我还是经常去。

我常常是被单位同事和朋友们评价为小资的，不过我这个小资还算有点志气。一旦什么东西大众化了，我就避开了。我还是很看重环境、气氛、以及是否小众的，对熙熙攘攘的人头我是避之唯恐不及的。比如早先Starbucks我常去，但最近一两年我就不去了，因为人太多太多。真正的小资的特点是小众化，而不是大众化。同样的理由，新天地刚刚出来尚籍籍无名的时候，是小资的好去处，但这两年每晚都人头攒动，而且各个杂志报章必提之。到了这种情形，新天地就被我坚决的放到了block list里面——同理，衡山路也早就被我block掉了。

北京的三里屯也被我Block了。2002年来北京的时候，特地去了一次三里屯。因为黄舒骏的一首歌《两岸》：“晚上在北京逛呀逛 逛到三里屯的小酒吧 他一眼就看上”。那次感觉还成，那里听热闹的，而且一些Live Band很不错很不错，比上海衡山路的band感觉好。今年二月又来北京，这次再去，发现规模萎缩了不少，而且街上都是拉皮条的。所以，一方面因为已经太大众了，另一方面东西本身质量不行了，三里屯就被我Block了。

二月来北京那次来了整整一个礼拜，和几个同事一起来的，当时最苦恼的一件事情是不知道去哪里吃饭好。想吃些有北京特色的，但除了东来顺全聚德就不知道还有哪里是有北京特色的；晚上想找个地方小资一下，却除了三里屯就没有其他的option了。问一些北京的同事，他们也没有什么概念，因为他们平时就不太小资；上网查，也查不到什么。

关键的问题就在于对于一个城市来说，蜻蜓点水式的游览是不能发掘一个城市最“灵”的地方的，因为在短短的时间里面只能看到一些表面的东西，只能根据一些旅游手册去玩。只有安安心心的住下来，然后平时晚上、周末不断的留心，才有可能发现这个城市里面灵的地方。光这些还不够，而且还要有敏锐的嗅觉——对小资的人、事、物的敏锐嗅觉。而我就是一个有敏锐嗅觉的人。

好在从今年三月开始，我被公司派到北京常驻，于是我发现北京有很多不太知名的地方非常不错的。

首先说酒吧。三里屯早已不在讨论之列了。最近一年，后海很火，主要是以天荷坊为龙头。围绕着什刹海的一大圈酒吧、咖啡馆、馆子。但天荷坊也已经“去小众化”了，基本上已经变成又一个三里屯了，所以不去也罢。后海那里，比较有意思的倒是晚上在什刹海里面划船；划船时候比较有意思的是买一大包蜡烛（宜家那种，扁的），一路划过去，身后的水面上留下一串星星点点的烛光浮在水面上；比放蜡烛更有意思的是跟在别的船后面，一路把别人放的蜡烛都拍灭，而且要讲究“快、准、狠”，一拍就灭，决不留下活口，哈哈。这就像古代的优秀刽子手，一刀下去就掉脑袋，绝对不会还牵筋带皮的。

要论酒吧和咖啡馆，“过客”是比较有名的，不过我仍然嫌过客太有名了。小众化就要彻底。在过客酒吧所在的那条胡同——南锣鼓巷——的深处（97号），有一家“那里”咖啡馆。“那里”面积很小，在南屋没有装修之前，总共只有四五张桌子。“那里”更接近家庭式咖啡馆，而“过客”更像商业化的酒吧。最舒服的一次就是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星期天下午，坐在“那里”窗下的小木头桌子前边喝咖啡边看厚厚的一叠报纸，累了就转过头去，透过窗台上一排花盆里面的花花草草看到破旧的胡同里面砖瓦上斑驳的树影，这时候就想起了Minji，想起了陈升唱的《思念人之屋》：“住在窗台上的薄荷草，它在醒来时就迎着光，如果会说话我想它会说，啊这样的天气，只能思念人…”

… （听一会儿《思念人之屋》先，mp3可以在网上下载到）

吃饭方面，如果要吃正宗北京小吃，应该去隆福寺，相当于上海的城隍庙，东西包括：炒疙瘩、驴打滚、爆肚、豌豆黄、糖耳朵。另外，在地安门内大街（就是从地安门往景山去的那条路上，可以吃到卤煮火烧！用我北京的同事孙哥的话说，卤煮火烧就是把猪肚子里面的东西搁到人肚子里面。我第一次吃卤煮火烧就是孙哥介绍我吃的，即便在北京，吃的人也不多，但我这个上海人却一下子就喜欢上了。卤煮火烧在王府井的东方新天地地下一层的大食代也能吃到，但是在我心里，最正宗的仍然是那种街边小店里面卖出来的。这再次印证了一件事情：不安安心心的待在一个城市，是无法真正发现这个城市的“灵”地方的。这就好像如果到上海，如果浮光掠影的观光，如果天天住在酒店里面在酒店里面吃早饭，出门就打的，那就没有什么机会吃到糍饭糕了——糍饭糕可是我的最爱（之一）。

其他的很灵的吃饭的地方包括：地安门内大街那里有一家“满福楼”，吃羊肉火锅的地方，手切的羊肉非常好吃，单就羊肉来说，远远比小肥羊好；日坛北路朝鲜大使馆边上，有一家叫做“大笨象”的俄罗斯西餐厅，里面的牛排量巨大，肉的质量方面如果要较真的话尚属下品，但配牛排的土豆泥非常非常非常好吃，而且有狂大一坨，我曾经在三天时间里去了两次。使馆区那一大片，还有很多很不错的餐馆。在东直门外大街北边、中信那幢大楼南边，有一家泰国菜馆，由于使馆区特别幽静，同时绿树参天，去那里吃午饭，坐在路旁的树荫下，感觉环境特好。即便不吃饭，使馆区那里散散步也特别好，绿化好，人少。

文化生活方面，北京比上海丰富不下数倍。可以去首都剧场看话剧，有小剧场的，也有大剧场的《茶馆》、《天下第一楼》。在首都剧场门口，看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招牌，会有一些心情激动的感觉的。当然，也可以去长安大戏院听京剧，可以去保利剧院听音乐会。更小资一点的，还可以去中山公园里面的中山音乐堂——虽然可能演奏者的水平不如在保利的那些，但是紧挨着故宫和中南海的那片环境可不是二环那里车水马龙可以比的。Minji还跟我推荐过意大利和西班牙大使馆每个礼拜都有一场免费的本国电影，不过我从来没去看过。

北海公园，我很喜欢，短短两个月里面去过不下三四次。“让我们荡起双桨”，唱的就是在北海里划船（以前的孩子好幸福，下课后还可以去北海划船，今非昔比了）；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老相声《八扇屏》，说的也是发生北海公园的故事，说两个人到北海公园玩，一个人出了一个上联“风吹水面层层浪”，另一个人绕了半天才对上“雨打沙滩点点坑”。我特别喜欢的还有潘家园的旧货市场，在那里我找到了找了很久没有找到的老式打字机——就是《辛德勒名单》一开始用来打名单的那种打字机。状况比较好的要价千元左右，其实不算贵，而且还能使用，只不过我没法搬回上海去只能眼巴巴看看，可惜了。应该说，北京是一个很适合我这种“小资”的人居住、发掘的地方，“灵”的东西特别多。

其实，我不太喜欢小资这个词——这个词本身也太大众化了，不符合小众的标准。不过暂时还找不到其他词可以替代，所以只能暂且用着。小资的最重要精神是：用自己的眼睛、腿、耳朵去发现并未被大众所知、所庸俗化、而且是自己真正喜欢的东西，而一旦喜欢了，就stick to it，无所谓别人喜欢不喜欢。比如，哪里的东西好吃，不是从广告或者网站或者报刊杂志上看来，而应该是自己满街转的时候，看到某家馆子有点意思，就杀进去吃吃看。好吃就记下，不好吃也就只当是科学家做实验失败了一次。一切都相信自己的眼睛、嘴巴、鼻子。又比如，曾经那么多人喜欢那么几个流行歌手，但我相信一定还有更好的流行音乐，于是发现了陈升、黄大炜；曾经那么多人“喜欢”贝多芬、柴科夫斯基，但我相信一定还有更好的古典音乐，于是发现了Bruckner、《冬之旅》。

这是我的一种生活方式：我去发现和选择的自己喜欢的东西，而不是等着别人给我的。
这是我的一种生活态度：总是相信一定还有更好的东西没有被发现。

这是我师兄张岭收集的八九十年代的上海的老照片。

不过，八九十年代其实不应该算“老”。

但八九十年代对于上海来说，这一段时间是被人遗忘得最厉害的。满街的老上海都是说的那三四十年代的，又是风尘女子，又是老房子，又是张爱玲，又是马勒别墅的，还有百乐门、仙乐斯。或者转身又看见近在身边的上海：地铁、高架、陆家嘴、新天地。中间是不是有一块空白呢——这段空白就是八九十年代的上海。

人要是得了老年痴呆症，就会只记得很多年以前的事情以及刚刚发生的事情，而对于前两天的事情特别容易遗忘。其实，对于上海的历史来说，也有点得了老年痴呆症的味道：很早的和刚刚发生过的都记着，但中间不远不近的却不记得了。

不过也难怪，八九十年代的上海没有什么经济价值可以挖掘，也没有什么审美价值。不能拍戏，没有掌故，有的只是对拥挤不堪的居住条件和公交车的回忆。难怪没人有兴趣。但过些年，一旦“生于七十年代”的人到了四五十岁，八十年代的上海恐怕就会开始吃香了，因为八十年代的上海代表了“生于七十年代”的上海人的童年回忆。这就像文革刚刚结束的时候人们都想把上山下乡彻底忘记，但现在那批老三届到了四五十岁，于是上山下乡的题材就开始红火了。就是这么一个规律。

在Hi-PDA有人第一次dress up没idea，我回了一些我的体会：

最保险的，

>> 黑色或者藏青色西装一套（上下两件），不要戴条文，不要太有光泽，要买全毛面料。如果再吃不准，就买1500元以上的。
>> 衬衫买白色无条文的，要么是80支全棉，要么是50%棉，价格千万要买200元以上的，否则没法穿。全棉的每次穿前都要烫过，不过效果会很好的。
>> 领带自己挑，挑斜条文的就可以了，不能太花，颜色自己决定了，一般来说蓝、灰、红等色系的都可以。领带价格变化很多，200以上的也有不怎么样的，30块钱也能买到自己很喜欢的。

关于西装，

>> 西装袖口的长度：双手两边下垂的时候，袖口正好到手腕——就是平时我们搭脉搏的地方。
>> 西装后摆的长度：放松直立的时候，后摆正好到最后一节尾骨。或者正好把西裤口袋袋口全部遮住。不能再短了。
>> 西装钮扣的数量：我只穿2颗的。不过现在很难买到。三颗也可以。

其他的，听营业员就可以了。她会帮你看大小、裤长等。

今天在Claire的Blog看到有一个法国人这么认为："两个人在一起，不是为了得到某种关系的确认，而是单纯因为与对方这个作为个体的人之间的相互托付"，"结婚证书不能阻止任何背叛"。

后面这句话说得和我想的很接近：结婚证书只是一张纸，它不能阻止任何背叛。两个人如果真的已经形同陌路，结婚证书并不能起到什么粘合剂的作用。离婚也并不麻烦。从这点上说，结婚证书对感情地维护作用甚至还不如同居：如果要搬出去，还会有这么多的衣服和行李，搬家的麻烦会让人有时间把头脑冷静下来防止冲动。

如果我们都生活在加拿大北部的冰天雪地里，周围方圆几百公里只有几十户人家，那就真的不需要什么结婚证书了。我们生活在上海、在中国，之所以需要结婚，只是因为不结婚会有些麻烦：如果不结婚，孩子生下来后能顺利报户口么？如果不结婚，父母会不会念叨？如果不结婚，贷款、财务、保险方面会不会有影响？实事求是地说，结婚大部分是因为这些原因。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承诺。几乎所有的人都把结婚作为一种commitment看待——结婚了，我就会照顾你一辈子——真的是这样么？人和人之间看来真的已经不能相信相互的话了，而宁可去相信一张纸、一个红本子。但仍然是那个道理："结婚证书不能阻止任何背叛"。不过婚还是要结的，领一张证也花不了多少时间。现在连婚前体检都免了——婚前体检是一个非常愚蠢的事情，两个人要结婚，婚前怎么能不相互“体检”过？

结婚可以搞成一件很大的事情，婚纱、婚礼、…；也可以就是一件小事情，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去领了证，吃一顿好些的两人的晚餐。我自己对婚纱照并不太感兴趣，现在的婚纱照都太假。翻开相册，能让我们想起从前的，都是小时候的生活照，而不是报名照，也不是学校里面的集体照。Canon的300D是一个很棒的照相机，等我有了钱就买一个，把Minji每天的美丽和笑颜都拍下来。

昨天去超市，发现一个普遍现象：在所有的超市、大卖场、24小时便利店里面，安全套都不是放在普通货架上的，而是放在收银柜台后的玻璃橱柜里。如果你需要买，是需要自己跟收银员说“请给我拿一盒安全套”的。

我想不出其中的原因。

牙刷牙膏肥皂、内裤毛巾卫生巾等等，都可以放在普通货架上自己拿的，为什么安全套要单独放在收银柜台后面？这样一来，一定会有些人不好意思去买安全套，因为需要自己开口对营业员说——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像我这样皮厚、处之泰然的。我们的目标是推广使用安全套，但现在反而设置了一层障碍。

为什么超市里面的安全套不能放在普通货架上呢？

今天Minji好漂亮：白色毛衣，长而飘动的彩裙，黑色风衣，脖子里围了一条大红色的羊毛围巾，背着一个大大的帆布包，手里夹着一个文件夹，青春逼人，还有十足的味道，丝毫不逊于"Mona Lisa Smile"里面的Julia Roberts的各样装束。Minji若是今天这样走在复旦校园里，便一定是一景：昔日是复旦的高材生，今日是留学归来的美女老师。

二十五、六岁，是一个女孩子最漂亮的年纪，既保留了大学时代的青春气息，又添了一两年工作后的成熟气质。女为悦己者容，我很幸福，Minji本就天生丽质，还懂得怎么穿衣打扮，总是能让我眼前一亮，感觉扑面而来的美丽。这是我的幸事：有了Minji，我便可以坐享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