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结果，不容易啊：

1. 所讲的内容，以前都没有对外讲过，是由我来处女讲，如果不是肚子里很有货，是达不到这样的满意率的
2. 连续讲两天，而且没有配备话筒，对嗓力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3. 用的调查是新的4-point scale，而不是以前的9-point scale；四分制要拿百分之七八十的VSAT已经属于非常难得了
4. 对主讲人的100%非常满意，而且是在四分制的调查表的情况下得到的

培训完，回到家中，什么都不想吃，什么话都不想说，真的很累。总算结果不错，也算是很欣慰了。回头想想，能有这样很好的结果，还是因为实践了那句话：书上有的我不讲，别人讲过的我不讲。

晚上我沿着广元西路向华山路方向走，去取我的自行车。走到恭城路路口的时候，有二男二女问路，两个人大学生模样的，问华山路怎么走。我只给了他们方向，我就自己管我自己走。

我没走出去多远，其中一个女的追上来，问我是不是也往华山路去。看起来，他们显然是还没有方向，于是我就告诉她：“是，跟着我走吧”。走到华山路口，我取我的自行车，他们继续走。突然那个女的跑回来，问我要手机，搞得我的感觉被劫色的样子。而且我越不告诉她，她越来劲，还把我买的一本杂志抢在手里，说我要是再不告诉她手机，她就不还了。

我看她的架势，想想要不就告诉她吧（这个女的还算pp）。可我才说了一个开头“1390”，她就飞快的把她的电话号码说了一遍，就跑去找她同伴了。可我并没有听清她的号码。最后的结果是我就直接骑车走了，没有去要回我的杂志。因为我长那么大还没看到过这架势。我估计那四个人是网友之类的，否则如果是同学或者是有男朋友在，岂能那么嚣张。

但我还是不清楚，我哪方面吸引了此人对我的兴趣如此强烈。太帅了？我看上去很有钱？怎么都不像呀。就这么糊里糊涂的被一个mm打劫了，…

有一个坏脾气的男孩，他父亲给了他一袋钉子。并且告诉他，每当他发脾气的时候就钉一个钉子在后院的围栏上。第一天，这个男孩钉下了37根钉子。慢慢的，每天钉下的数量减少了，他发现控制自己的脾气要比钉下那些钉子容易。于是，有一天，这个男孩再也不会失去耐性，乱发脾气。他告诉父亲这件事情。父亲又说，现在开始每当他能控制自己脾气的时候，就拔出一根钉子。一天天过去了，最后男孩告诉他的父亲，他终于把所有钉子给拔出来了。

父亲握着他的手，来到后院说：“你做得很好，我的好孩子，但是看看那些围栏上的洞。这些围拦将永远不能回复到从前的样子。你生气的时候说的话就像这些钉子一样留下疤痕。如果你拿刀子捅别人一刀，不管你说了多少次对不起，那个伤口将永远存在。话语的伤痛就象真实的伤痛一样令人无法承受。

感情也是这样的。每一次误解、每一次钻牛角尖、每一次赌气，都会在对方心里打上钉子。或许时候你可以拔出来，或许时间可以抚平疤痕，但那个伤口将永远存在。每一次争吵都会让感情添一条裂缝，或许时间会让裂缝弥合，但这恐怕需要两年、三年。

将要开始争执的时候，让自己静下来，让情绪不再激动，想想对方，默默地对自己说一句"ok, it’s fine"，然后给对方一个微笑。但恐怕大多数的少男少女都做不到这点。所以他们都很快以感情不合为理由而分手。

但如果他们不懂得钉子的道理，他们将永远找不到感情投合的人。

《大话西游》是经典，包括这段对白——
紫霞：原来你有老婆……
牛魔王：感情破裂了

原来，每个人是可以选择自己的情绪的。可以是牛魔王式调侃的"感情破裂了"，也可以是辛晓琪式痛哭流涕的"一段感情就此结束 一颗心眼看要荒芜"。选择怎样的情绪，是每个人自己的事。

在人前，我会调侃的说"感情破裂了"，因为我不想别人看到我的脆弱。
在人后，我会在半夜里，在昏暗的灯光中，听着《领悟》，心痛得伏倒在地上。

五年前的那个夜晚，那天她生日，同学们散去时已经很晚。我陪她回家，走在华山路上，我们拥抱在一起。那是我第一次抱一个女孩。我对她说，“我会一直对你好的”。

而今天晚上，我想抱的人已经不再是她。

一天不说话，三天不说话，一个礼拜不说话，三个礼拜不说话，好吧，那就这样吧。没有大吵大闹，没有眼泪汪汪，没有恨和怨，没有最后通牒，没有谁对谁错，也没有谁不愿放手，一切都很平静。能以这样的方式结束，是我的福气；能以这样的方式结束，那看来的确是该结束的。

过去的已经过去，我的将来还没出现，或许其实根本就没有将来。换一个人重新来过，太辛苦，太辛苦。我读她读了五年了，我还有热情去这样的读懂第二个人么？或许我本来就是错的。我选择她，或许只是因为我更喜欢的人拒绝了我；我选择她，或许只是为了逃避心灵空虚；我选择她，或许只是因为她对我很热情，可或许其实她对每个人都很热情。

月色中，我像往常一样的微笑。

这句话是说给那些在感情上还没领悟的人。如果想的太多，问的太多，反而却把最重要的给忽略了——最重要的是现在。

大义微言。对重要的道理，不用解释太多，每个人在心里体会就可以了。

上海的Bonomi，我去过两家：一家在马勒别墅一层，外面就对着大草坪；另一家在正大广场五楼，坐在阳台上，正对的就是黄浦江，就是外滩。用一句话概括，就是都以View取胜。东西好坏不论，环境绝对好。Bonomi的招牌，外滩的大楼，联系在一起，就让我有一种进去看一看的冲动。

我并没有失望。那种像铁笼子一样的电梯，圆形楼梯的木扶手，整旧如旧的走道，木门上的铜铰链和铜把手，走道里的雅致的背景音乐，感觉一如老锦江里那样的风格。顺着二楼长长的走道往前，看着两侧的一个个公司：维珍航空、挪威12家集团，还有很多香港的我并没听说过的公司。我真得很希望能在这种地方上班。六七十年前，在这里上班的上海滩的精英们、年轻白领们每天都是一丝不苟的抹发油、擦皮鞋、熨衬衫、打领带。只有在这种地方，我才有每天都dress up的动机，因为否则便无法延续这传统。

Bonomi在一个和其他公司没太大差异的门里面。时值周末加上如此幽深的所在，所以里面一个人都没有。若是平日工作日，我想一定会有很多同一大楼里的白领来小坐，如果我在，我也一定会去。坐在阳台里，点一杯随便什么咖啡，翻翻《大都市》，心就这么静下来了，感觉心很开阔。四周静静的，间或有黄浦江上的汽笛声音传来，抬头侧望，便可看到海关的钟楼，残阳洒在钟楼上。阳台并不临街，看不到外滩，但这也正好滤掉了满眼的纷乱。

耳边突然想起了海关大钟的报时钟声，那么悠扬！

Shi是我的同学：1984年的9月1日开始，她就是我的同班同学了，一直到1996年的6月。

小学一年级的时候，老师夸她的字写得很好，我不服：不就是写得慢一些、工整一些么？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们一起留下来出黑板报。初中的时候，我们都在美术小组，那个小组整个初中总共才六七个人。高中里，我们一起参加辩论赛，她拿了很多作文竞赛的一等奖，我拿了很多物理竞赛的一等奖。她的志向是去同济学做建筑师，但后来大学她直升去了北大学经济，一年后去了亚特兰大。她跟我说佐治亚州天气很好，于是我开始向往GIT。后来她回国，我们一起吃饭，她说起在美国时她的包里总备着一个Condom，遇到不测时可保安全。她已经是一个美国女孩了。

我和她的轨迹重叠了12年，见到她总让我很温暖，但我从来没想过要喜欢她。那天中学校庆，我回到小学的校舍，站在走廊里被记忆淹没。我和她说起这事，她说时间总有一种让人心灵颤动的力量。

(二)

Ding是我们的班长，从初一到高三。初中时，我就坐她后排。从初一到高一，我和她总是被同学起哄。不过我不生气，我真的喜欢她。那天我们一起等车，很开心的不停说话，每次来车，她都说“我们坐下一辆吧”，不知不觉就过去了一个多小时。到了高中，我长高了，去了最后一排，和她之间隔了三排。于是我们就再不常有说话机会了。这是我第一次知道距离是感情的敌人。

(三)

Li是第一个为我哭的女孩。高二那天，我们几个下课后留在教室里准备辩论赛，她也留着，说留下来做作业。我并没有想太多，后来准备完了，几个人一起回家，喊她一起走，她说她不走。我们几个走到校门的时候，Xu让我会教室去看看。

我回到教室，看到Li还在座位上，眼里噙着泪花。原来我并不知道她是在等着能和我一起回家。

可我不知道后来为什么她又不和我说话了。我始终不明白。高三高考前，我在蚊子和数学分析习题的陪伴下给她写信，一边听着《伤痕》，告诉她说我过的不好。我在信里告诉她我在大学里的新地址，但我没有收到过她的信。

她后来把我借给她的《宋词》还给了我，在某页上有一句铅笔写的话：被爱是奢侈的幸福。笔迹是她的，很纤秀的笔迹。

(四)

Xu的心很细，是她让我回到教室去找Li。高中的时候，我和她一起参加辩论，一起参加化学竞赛，一起参加生物竞赛，一起去华师大的生物教研室看标本。高中三年的期中考试、期末考试，我和她常常一同出现在前三名中。后来，我直升去了交大，她直升去了复旦。

在闵行的时候我开始给她写信，至少是每周一封。我倒贴过邮票，她看到了，但谁也没点穿：她用调侃的语气问我，我便装糊涂，说大概是一着急没贴好。其实，男女的恋情，最是美丽、最是使人茶饭不思的，便是尚未捅穿最后一层纸时的猜测、暗恋和欲说还休。这就像幼时最快乐的是其实是春游前的期待、准备和兴奋，而不是春游本身。

1997年的夏天，去宜兴军训前的一个晚上，我梦见了她。于是我告诉自己，这一次我要把握住，我要找到我的爱，而不是等着奢侈的被爱。我给她写了信，寄走了，我便去了宜兴。

开学的时候我收到了她的回信，信里说，太着急吃热豆腐的小孩会烫着嘴的。她的信的最后一句话似乎是说要让时间去演绎故事。我记不清了，但我一直没有勇气再去看一下那封信。

(五)

她们都已经是过去时了。或许很快又有一个女孩会由现在时变成过去时。但我已经不再年轻了。我已经用尽过心力来做到对感情最多的付出。我已经太懂恋爱、太懂感情。

我身边已经看过了太多的例子：
1) 我的高中同学，Xu和Chen，男的在德国，女的在日本，很辛苦的谈了两年，散了
2) 我的高中同学，Xin和Xu，男的中国读研，女的交换去了挪威，关系始终确定不下来
3) 我的大学同学，Fei和Yin，两个人已经有两三年了，但女的交换去了德国，两个人就结束了

同样的事情还在继续。我的高中同学，Gu和Ji，两个人在一起已经9年了！但女的八月份去了波士顿念书，男的还在上海工作。这九年的感情，恐怕不够支撑一年的。还有Claire写的那个故事，Sandra和Wouter。距离总是能够战胜时间，在一个城市远比有若干年的感情更重要。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块空间，总是要有个人来填满。遥远的那个人填不满它，身边就会有另一个人来填满。我的这些朋友的经历和结果告诉我们的就是这个道理。

很多人的正装都穿得有问题。要么是衬衫的领子太大，要么就是西装的后领和衬衫之间可以插进一个手指头去。要么就是西装的袖子太长，要么就是整天把手插在西裤口袋里。还有，我搞不清为什么现在的人都喜欢穿三排扣的。上次陪刘志建买西装，东方商厦那一片店面，都只有三排的，两排的寥寥无几。

我觉得两排的很好，很端庄，很传统。我很向往上海以前那种“老克勒”的品位。品味真的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需要经年累月的积累、改变，浸润到人的骨子里面去，让品味从一举手一投足里都投射出来。有钱买不来品味；没钱还要有品位，难度就超高。

Anyway，如果你还没有看过一本叫做《格调》的书，你应该先看一下。

晚饭吃什么呢？这可是个问题。可能吃馄饨，也有可能吃一荤一素一汤。门口有一家小店，一个空心菜、一个红烧甩水、一个榨菜蛋汤、一碗饭，也就22块钱。我经常吃这个组合，那里的打工妹都知道了，每次我去都问我“是不是老样子”。

吃饭对我来说不是一个问题。虽然我很喜欢吃，喜欢各种美食，但我平时吃饭并不挑剔。馄饨、炒饭、麦当劳，都可以打发一顿饭。即便是两个人出去吃，我也并不介意吃什么——重要的是和谁吃饭，而不是吃什么。

我们为吃饭吵过很多次，原因并不复杂，只是为了决定去哪里吃饭。我记得有这么一段对话，曾经在网上和朋友之间的email被传阅：

男：我们下午去哪里？
女：无所谓，你说去哪里就哪里
男：那我们看电影好不好？
女：不喜欢，没好片子
男：我们去逛街好不好？
女：不好，太累
男：我们在家看电视吧
女：不好，在家里没劲
男：…

首先我承认这是正常的，是人的正常的心理活动，人的心理的奇妙也就在于此。但我始终还是不知道，为什么女人会那么难伺候。用上海话说，这个就叫“作”（念第一声，阴平）。

我不知道这会不会变成她的一种期待。我也有过这样的期待。那时候，每次班上的生活委员课间开班级的报箱回来，我都很期待他手里的一叠东西里面会有我的信。大学里我同时给三个女孩写信，写给其中两个的是多数。这两个中，我喜欢其中一个多些，另一个少些。她们都在上海的西北角，而我在闵行，西南角。

其实我们是可以打电话的，但我不喜欢电话。我觉得手写的文字更有亲切感。我一直嫌电话太肤浅。人在电话里就很容易开始变得生活化，柴米油盐的就都会说，否则就没有什么话可以说了。写信时，那种思念可以被保持得很好，慢慢的被释放在笔尖，就像一支在黑暗中隐隐有些光的雪茄，很氲氤的在释放里面的spirit。

我的理论是：电话是用来说公事的。

我那时候很是嫌邮局慢。我很羡慕徐志摩，想念陆小曼的时候，就可以提起笔来写，然后就可以找人送去，半天就到了。我们的邮局，信要走一天多。那两个女孩都只会在收到我的信以后再给我回信，所以我一般每周都只能收到一封回信。这会让我很焦急，每天都生活在期待中。这种焦急，会在生活委员走向我丢出一个信封的时候全部消散。

其中一个女孩后来就成了我的女友。

写信时，我付出很多，索取很少。我写过最长的一封信大约有十四五张信纸，写过最多的时候是一个礼拜给一个女孩写三封。即便如此，我收到的信仍然只有一两张信纸，每周也只收到一封。我并没有不高兴。的确我写字太快，到后来打字也快。我常常自诩 “文思泉涌”，抱怨写字打字都跟不上脑袋。我不能用我自己的标准来要求别人。

我一共写了差不多两年的样子，从到闵行开始，直到其中一个女孩成为我的女友。我不知道另一个女孩是不是还留着我写给她信——“谁看了我给你写的信，谁把它丢在风里”。现在我已经不写信了。我觉得我自己很幸运，赶上了传统年代的尾巴。赶上了在有手机、电子邮件之前谈了一场恋爱。我不知道现在有了短消息和电子邮件，那些大学生们是怎么谈恋爱的。

其实，我每天早上醒来也都看到一条短信，只不过是新浪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