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tio最近上市了。

去年Apptio给过我一个offer。工资加奖金勉强赶上我当时的工资，然后就是一堆stock option。当时算下来觉得从财务角度^[1]来说很不划算，所以没要那个offer。当时根据offer里给的stock option数量、strike price、以及total shares，算下来觉得Apptio上市以后的市值要达到$2.8 billion，这个offer从财务上来说才算是打平。但根据Apptio告诉我的annual run rate以及之前两年的增长率，再参考SaaS公司的一般multiple，我当时认为Apptio如果在1-2年里上市，能达到$2.8 billion market cap的可能性很低。

今天Apptio的市值大概是八百多million，股价二十几块。这样看来，当时的决定是对的^[2]。我觉得我要感谢Apptio，当时我一问annual run rate和total shares，他们就告诉我了^[3][4]。

相比之下，我去年谈的另一家公司的做法就太不厚道了。那是一家国内的独角兽大厂，据说两年内要上市。他们的offer里给了我n股股票^[5]。给我offer的HR跟我说，现在他们每股价格是x元，过两年上市以后价格会是y元。我就问这个x和y是怎么算出来的，那个HR不肯说。于是我就问total outstanding shares是多少，HR的回答是这个我们不能说。虽然纸面上 (y-x)*n 这个数字还蛮大的，但我最后还是没要那个offer。原因有好几个，其中之一是“Don’t work for someone who … won’t tell you what percent you own.” ^[6][7]

相比之下，Apptio是个好公司。

[1] 这篇文章满有意思的： Big Company vs. Startup Work And Pay
[2] 也许APTI会像TWLO那样在上市以后的三个月里面涨三倍，不过那跟拿不拿Apptio的offer没有太直接的关系。
[3] 如果他们不告诉我，我也还是可以自己毛估估的。但以我的水平，毛估估的误差太大了。
[4] 看了一下Apptio的S-1 filing，里面的shares和revenue数字跟他们当时告诉我的基本一样。诚不我欺也。
[5] 一开始跟我说是期权，但后来各种细节问下来，怎么听怎么像是RSU，比如vest的时候就要交所得税。
[6] “Why are startup employers hesistant/unwilling to give information like % equity offered when making an offer?”
[7] “Should you join a startup if they refuse to disclose the percentage equity ownership you are getting as part of your offer?”

中国有托儿所和幼儿园，幼儿园有小班中班大班。小学从一年级到五年级，原来的小学六年级很多年前变成了初中预备班。然后初中三年，初一初二初三。高中三年，高一高二高三。美国的中小学体制很不一样，很多身在美国的人都搞不清楚，包括我自己，一直到我们自己的孩子快到上学的年级了才慢慢弄明白。今天我想把它给写下来，这样以后这边的其他同学们要向国内的亲朋好友解释Preschool、Pre-K和K的时候就不用打很多字了，直接转发我的这篇就可以了。

总的来说，美国的中小学体制的一个特点是：乱。年级的划分不但每个州不一样，连在同一个county里，甚至是同一个school district里的公校之间都会很不一样。再加上私校，就更乱了。下面细细的来说，不想看的可以直接跳到最后的总结部分。

首先是托儿所和幼儿园。在美国，小学之前的一般都统称daycare。有些daycare接受最小只有六周大的infant。能接受3-6个月大的婴儿的daycare比比皆是。美国所有的daycare都是私营的，有些规模比较大，比如Bright Horizon是一家连锁daycare，还是一家上市公司。有些规模比较小，就开在民宅里，价格相对便宜，一般叫”family daycare”。Daycare一般按照年龄分级：

• Infant: 一岁（12个月）以下
• Toddler: 1-2岁（12-24个月）
• Twos: 2-3岁
• Preschool: 3岁
• Pre-Kindergarten（简称Pre-K）: 4岁

美国人（至少是西海岸的美国人）基本上没人管幼儿园叫nursery school。Nursery在美国人的语言里指的是苗圃，那种卖花花草草的店，尤其是那些开在suburban的。不信，你去Google Maps，找到西雅图，然后搜nursery。排名第一的是一家topsoil supplier（卖土的），排名第二的是Molbak，他们的店在Woodinville，离我家开车就几mile。我特别喜欢他们家，我觉得Molbak是nursey里的爱马仕。

另外一个很容易翻译错的词是kindergarten。美国人不管幼儿园叫kindergarten。美国人用kindergarten特指小学（elemetary school）一年级之前那一年（小学预备班？）。如果一定要翻译，那么kindergarten更接近国内所说的幼儿园大班的意思。

混乱的局面是从幼升小开始的。

美国的小学叫做elementary school。典型的美国小学有6个年级：Kindergarten（简称K）, 然后是Grade 1到Grade 5，也就是一年级到五年级。如果你看到某个小学的简介上写着”Grades: K-5”，就是说这个小学的年级是从K一直到五年级。美国小学的一年级（Grade 1）倒是和国内一样的：一般是满六周岁可以上一年级，当然例外情况也并不罕见。但是，还有数量相当多的美国小学（包括公校和私校）不是K-5的。他们的年级范围五花八门：

• Pre-K, K-3
• Pre-K, K-4
• Pre-K, K-5
• K-3
• K-4
• K-6

问题就来了：Pre-K到底是在daycare（幼儿园）里上，还是去elementary school上。在daycare上Pre-K吧，怕小孩被放羊了。去小学上Pre-K吧，又怕小孩过早压力过大。不过大部分想推娃的都是会选择去小学上Pre-K的。

小学后面是中学。现在国内的中学慢慢跟美国的很像了：初中和高中是分开的，很多学校只搞初中，很多学校只搞高中。不像我念书的时候，那时候主流的中学的配置是初中+高中。美国的主流配置是：初中和高中是分开的。主流的public school里面，一所学校要么是初中（middle school），要么是高中（high school）。公校的初中和高中的年级划分还算比较整齐划一：middle school一般都是6-8，就是六年级到八年级，三年；high school一般都是9-12，就是九年级到十二年级，四年（对的，美国高中是四年！不是三年！）

个么问题又来了：既然初中都是6-8的，那么万一现在的小学是K-4的，那么Grade 5去哪里上呢？办法也不是没有，那就是：上私校（$$$$）。私校的中学就五花八门了，什么样的年级配置都有，而且很多都是初中高中合起来的，初升高的时候少折腾一次还是很有吸引力的（但是，$$$$）。常见的有：

• 5-12 (比如Bill Gates的母校，Lakeside School)
• 6-12
• 7-12

太变态了，有没有！比如，要上7-12这种中学，岂不是小学就必须要上K-6的？否则，如果上的是K-5的小学，岂不是还要另外找个地方把6年级给补上？还是说对于个别天资特别高的小孩，上完K-5就直接跳级进7-12了？不懂。我觉得大概过几年等郑轶嘉要上中学了我也许就能把中学的事情也彻底搞明白了。不过话说回来，我念书的时候还没有初中预备班这么回事儿，那时候的中学里面，7-12是标配啊。

以上这些还不算是最奇葩的。还有更奇葩的：

• Pre-K, K-1
• Pre-K, K-2
• 2-5
• 3-12
• 4-5
• 4-12
• 5-8
• 7-8

混在狮子座里的处女座表示：这简直让人不能忍啊！

当然，最让人省心的是家里附近有一所K-12的学校，十三年一贯制，一所学校里从K到Grade 12（相当于高三）都管了。这样的学校其实还蛮多的（但都是私校$$$$），比如我们家这边的The Bush School。对了，他们家的中文名字是“布什学校”么？

说了那么多，总结一下。一般来说，

• 美国的高中是4年，从Grade 9到Grade 12。相当于国内的初三到高三。
• 美国的初中是3年，从Grade 6到Grace 8。相当于国内的初中预备班到初二。
• 美国的小学是6年，从K到Grade 5。相当于国内的“小学预备班”到小学五年级。
• 美国的Pre-K就是K之前的一年。
• 美国的Preschool就是Pre-K之前的一年。

在我看来，面试就是对一个人的能力值的观察，而定级就是对观察值取整。

为了简化讨论起见，假设每个人本身都有一个能力值，比如8.1。这个值随着人的成长会变高。这个值可以通过观察得到，但观察结果总会有偏差。由于观察者本身的差异，不同的观察者会得到不同的观察值。有经验的观察者和没有经验的观察者得到的结果也会不一样。一般来说，观察时间越长，观察结果更接近真实值的可能性越大。无论是面试后的定级，还是内部晋升，都是对观察值取整。例如，内部晋升的取整策略往往就是round down，向下取整：观察出来的能力值达到8.0或以上的可以升8级，观察值是7.9的就继续留在7级上。这种做法基本就是行业惯例，而且无可厚非，因为不管怎么做，线总是要画一条的，画在哪里都是画。内部晋升的时候，观察时间会很长，一般都起码有几个月时间，所以观察值比较接近真实值的可能性很大，一个真实能力8.1的人，观察结果可能就会在7.9到8.2这个区间里。所以在内部晋升的过程中，真实能力没有到8.0但是被升到8级的情况一般很少发生，真实能力已经有8.1或8.2了但没有升到8级的也很少发生^[1]。

面试也是一个观察过程。这个观察过程时间非常短，手段非常局限，观察者数量有限。所以面试的观察结果的误差范围会相对大很多。而且由于某些因素的影响，观察值偏低的可能性比更大一些。这些因素包括：被观察者会紧张、劳累；观察者在询问被观察者一些问题的时候可能用了一些被观察者不熟悉的术语，或者同样的术语在双方的理解中含义不同；观察者询问时在无意中可能包含了未说明的假设；等等。再加上各种各样的unconscious bias，综合起来的结果就是观察值偏低。比如一个真实能力为8.1的人，面试下来观察值可能会在7.6-8.0这个范围。如果在面试的时候采取和内部晋升同样的策略，即round down，那么这个被观察者有很大可能就被round down到7去了。但是，如果在取整时使用四舍五入（也许叫五舍六入或六舍七入会更准确一些），那么这个人会被四舍五入到8。因此在这类例子里，“四舍五入”能比向下取整得到更准确一些的结果。

“四舍五入”的策略的确会带来一些风险。比如，一个能力值是7.5的人面试下来的观察值有可能是7.7，结果“四舍五入”就把他/她定到8级去了。不过，我认为这个风险是比较低的，主要原因就是前面所说的，面试作为一个观察过程，观察结果往往是偏低的。换句话说，要真实值在7.8到7.9左右的才有比较大的机会被“四舍五入”的策略“错误的”定到8级。7.8或7.9的被定到8级，这样的误差是否可以接受，这取决于每个公司的具体情况，取决于供需关系。每隔几年都会出现少数特别火爆的公司，所有的人都以加入这样的公司为荣，在这样的公司就职的经历是会给简历大大加分的。对于这样的公司来说，供需关系是极其有利于公司方面的，这样的公司因而可以施行“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漏网一个”的标准。这样的公司即使在面试中使用round down策略，也不会有损于它们的招聘需求。但另一方面，绝大部分公司都无法真正做到”we only hire the best”，对它们来说，采用“四舍五入”的取整方法是一个比较好的折中：继续维持相对高水平的招聘标准，同时适当的降低招聘的难度。

在某些场合，面试得到的观察值并不会总体偏低，甚至有时候会总体偏高。在这些场合下，“四舍五入”的策略是不合适的。比如，当信息流动不畅，而candidate又顶着一块金字招牌的时候，很多观察者很容易受到金字招牌的影响而得到高估（甚至是大大高估）了的观察值。又比如，对较低层级的程序员的面试一般都比较标准化，主要就是编程题，考察的能力也主要就是算法和写代码能力。标准化考核的一个与生俱来的问题是可以事先准备，有题库，可以刷题，体现在结果上就是“高分低能”。编程题也不例外，有LeetCode等各种题库，还有人提供培训服务。我去年就在我的另一篇文章中指出，LeetCode之类的题库就像是体育比赛中的兴奋剂，它可以提高在面试时的表现，但效果并不能长久维持。很多能通过编程面试的人一旦进入真正的工作中，就会写出bug百出的代码。这些bug如果出现在面试中，他们是绝对没有机会通过面试的。所以，对于以编程题面试来说，不但不能用“四舍五入”，反而应该适当的把观察值调低一些^[2]。相对来说，“四舍五入”更加适用于那些“非标准化”的考查类型，例如，对PM和manager的面试。

“四舍五入”的另一个作用是对那些undersale的被观察者的补偿。面试中，有些candidate比较能sale，说的难听点，比较能忽悠、能吹，能把自己做过三分的事情说成五分、七分。而另一些candidate比较不太能“吹”，容易undersale自己。大多数有经验的观察者对于前一类的candidate的甄别能力都比较强，但往往对后一类的判断力比较弱。这是有原因的：那些把三分说成五分、七分的人更有可能拿到超过他们自身能力的offer，因此更有可能take offer；而undersale自己的candidate更有可能拿到undervalue自己的offer，因此更有可能拒绝offer。我们作为观察者，提高自己观察能力、观察准确度的一个途径是考查过去的样本，把自己在面试时候的判断跟一起共事工作以后的判断做比较。由于overvalue的样本更多，久而久之我们鉴别这类人的能力就有更大的提高。另一方面，我们身边undersale的样本数量总体偏少，因此我们鉴别undersale的candidate的能力提升得就不太多。“四舍五入”能帮助观察者纠正对undersale的candidate的判断。

“四舍五入”作为一种对观察值进行修正的策略会不会导致over-correction呢？这个可能性不是没有。但对是否over-correction的判断本身也是一个观察过程，也会必定无法给出真实值，只能给出一个观察值。只要是观察值，就会存在error和bias。常常是当我们对over-correction担心的时候，其实correction得还不够。有很多传统智慧都是鼓励over-correction的。比如帆船界有一句俗语，“When in doubt, take a reef”。很多关于unconscious bias的实验数据都指出，哪怕我们有意识地对unconscious bias做出补偿，我们仍然可能补偿的还不够。

[1] 不考虑其他因素，比如名额限制、组织架构变动等。
[2] 这是非常不幸的。这让我想起了前几年美国大学对中国学生的GRE成绩会打折处理，原因就是中国学生普遍使用题库刷题来提高GRE成绩，而少数不刷题的中国学生也不得不开始刷题，这样年复一年，GRE考试作为一个对学生能力的观察过程，在运用在中国学生身上时，得到的结果越来越偏高，导致观察者不得不把观察值进行人为调低。

最近我在看前美国首席大法官William Rehnquist写的《The Supreme Court》。书里多处提到在一些案子里，有一些大法官另外写了一份concurring opinion。

维基百科是这样解释concurring opinion的：“协同意见书（英语：Concurring opinion），法律术语，源自于英美习惯法，是一种由法院中的法官撰写的法律意见书。当法官同意主要意见书的决定，但是他同意的理由与其他法官不同时，法官可以独立撰写协同意见书，以陈述自己的意见”。

关于最近的阿里月饼事件，我是同意阿里开除那几个员工的决定的。不过我同意的理由和官方给出的理由略有不同。所以以下也算是我的“concurring opinion”。

我认为这几个人的错误是不遵守游戏规则。

写脚本这个行为本身并没有错（假设阿里这次秒杀月饼活动并未事先规定不可以用任何automation，以及阿里公司IT章程没有类似“未经授权，禁止使用脚本访问任何内部IT系统”的条款）。但阿里这次的秒杀月饼活动事先已经说清楚了，每人限三盒（一个订单）。这几个被开除的员工，最少的一个用脚本下了三个订单，也就是九盒。

既然规则已经说清楚每人最多三盒，无论秒杀系统是否enforce这个规则，所有的参与者都有义务去遵守。遵守规则不需要理由。如果一扇门上写着“Authorized Personnel Only”，就算门没有锁，我们也不可以推门进去。如果路口竖着一个stop sign，就算没有摄像头、没有警察、没有车，也应该停下后再走。如果一块空地上插着一个“Private Property No Trespassing”的牌子，就算周围一个人都没有，我们也不可以进去。

知乎上最近有个问题很火：“中国现在到底有多落后？”。在我看来，中国至少在一件事情还很落后：遵守规则。而且还形成了恶性循环：因为大家都不遵守规则，所以每个人都只能不遵守规则。具体例子就不举了，信手拈来一大堆。对规则的漠视早已深深的渗透在了大多数人的价值观里，整个社会笑贫不笑娼，不择手段获取利益是被普遍默许甚至鼓励的。还有一些人，虽然不以获利为目的，但喜欢通过挑战规则、打擦边球来体现自己的水平，还有围观的人拍手叫好。

一个国家，如果国民们都不遵守规则，那国民凭什么要求他们的政府遵守规则呢？“法治的意思就是指政府在一切行动中都受到事前规定并宣布的规则的约束”^[1]。如果政府不遵守规则，那就没有法治，最后吃亏的还是国民们自己 。

[1] 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第六章

前两天读到一篇博客，作者是码工界的名人。作者在文章中写道：“（某公司）在招我的时候，努力的压低工资和职称，比我之前的职称还低，跟我说什么‘小公司的职称不算数’。被我断然拒绝，然后不得不给我加了工资，改口说那职称是‘为了我好’”。这个作者的具体情况我不清楚。不过总的来说，招人时压低级别的做法在国内外各家大公司里都挺普遍的。

Recruiter和hiring manager的常见说法有这么几种：

1. “我们这里发展空间很大的，你来了以后只要做出成绩来，很快就可以升的”
2. “给你一个低的级别是为了保护你，因为这样别人对你的expectation会低一点”
3. “我们很看好你的能力，但我们这里升8级一般都要做出东西来才可以升”

这种压低级别的做法背后的原因很多。有些公司有几年特别火，就算是压低级别大家也还是排着队要去，那不压白不压。有些是recruiter和hiring manager的贪小便宜的心理在作祟，就跟那些淘二手货的人类似，无论卖家开价开得多低，他们总是喜欢再砍掉点。有些recruiter觉得先扔个low ball然后再慢慢往上抬会比较容易谈成。遇到这些公司和hiring manager，不去也罢，没必要糟净自己。

还有一种比较常见的情况是面试面下来hiring manager觉得这个candidate处于7级和8级之间，为了保险起见，就先给一个7级的offer吧。他们大概是担心万一给了8级招进来，结果工作一段时间以后实际表现出来的能力还不完全满足8级的要求。他们担心这样子会影响团队其他成员的士气，不但团队里其他7级的人可能就会觉得不高兴，也许其他8级的人也会觉得不高兴：“我的8级含金量十足，而他的8级水分好多”。很多hiring manager在可上可下的时候喜欢给一个低一点的级别，但在工资和sign-on bonus上多给一点，因为他们觉得级别是公开的，谁都看得见，但package是不公开的，给多一点也不会影响其他人的士气。

我自己作为hiring manager也遇到过好几次这种情况：一个candidate面试下来觉得可上可下，给8级还是7级都说得过去。我遇到这样的candidate，大部分时候都是给8级的。我觉得我应该给他们the benefit of doubt，应该给予他们信任，相信他们很快就能做成配得上8级的成绩来。我会对他们说：一部分interviewer觉得可以给你7级，另一些觉得可以给你8级，我决定给你8级，因为我相信你。

这种信任will go a long way。

举个我亲身经历的例子。那是四年多前，我手下来了个新员工。他一来就休了一个月的产假。他入职那天来了一天，然后就消失了一个月（微软当时男员工的产假是一个月）。换做很多其他manager，可能都不会同意的，他们可能都会要求这个新员工延迟一个月再来入职。但我同意了。我跟他说你去休产假吧，专心休，休好了回来再专心工作。后来他在我手下干了三年，去年我离开那个组以后他也离开了微软。这三年里他的工作非常出色，做的东西让我很满意、很放心，他自己也连续升级。我觉得我和他之间的相互信任很大一部分来自于我当初同意他刚入职就休产假，这让他相信我的确是have his best interest in mind的。

中国人有句老话叫做“士为知己者死”，说的就是这种信任。当然，在公司里做事情，不至于到了要出生入死的地步。但做事情本身弹性很大，尤其是在码工界，不管在哪个级别，想要cut几个corner不被人发现是很容易的事情。而且就算被发现了，只要念几声类似“Perfect is the enemy of good”、“minimum viable product”或者“Premature optimization is the root of all evil”这样的咒语就可以了，不但可以轻松过关，还能占领道德的高地。要让员工自觉自愿的go extra mile，不能靠物质奖励，更不能靠非物质奖励，还是要靠信任，让员工感到“老板是挺我的”，从而想要努力工作来回报这种信任。

我发现，对于那些可以给7级也可以给8级的candidate，如果老板用8级把他们招进来并告诉他们“虽然我们内部有争议，但我是相信你有8级的能力的”，大部分情况下这些candidate很快都能在实际工作中做出和8级相称的成绩。这也就是所谓的“皮格马利翁效应”。相反，同样的candidate，如果拿了7级进来，就算老板嘴上说的是“我相信你很快就可以升的”，但偏低的定级本身就透着一种不信任感的味道，让人心里嘀咕“老板好像不是很看好我”。这种微妙的情绪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就好像如果恋爱中的一方时不时会觉得对方并不是真的喜欢自己，那这段关系一般都不会走的太远。

我很喜欢这边高速公路上的rest area。

跑在高速上，每次看到rest area那蓝色的指示牌，不管需不需要休息都很想进去停一下。每个rest area都像是一个小公园：有参天的大树，有绿油油的草坪，有picnic table。安安静静地，只听得到小鸟的叫声，风吹动树叶的声音，还有远处的高速上的川流不息。没有人声鼎沸，没有hustle and bustle。

Rest area翻译成中文就是休息区。不过美国的rest area和国内的休息区在功能设置上是完全不同的。Rest area的基本设施就只有厕所，只有个别的rest area在白天会有free coffee，其实就是附近过来的几个大叔大妈，在小亭子里摆上一些cookie和保温瓶装的咖啡。他们的咖啡的味道实在不怎么样，但cookie还算说得过去，郑轶嘉很喜欢，每次出远门路上都念念不忘要去rest area吃cookie。他们的咖啡和cookie虽然说是free，但桌上还是有个放donation的玻璃罐子，每次我们总会放一两块钱进去的。

国内的休息区有加油站，有小卖部，能吃到焖肉面和盖浇饭，还能买到文虎酱鸭什么的带在路上解馋。在美国跑高速，如果要加油或者吃饭，是要下高速的，不过通常也不需要走很远，大部分时候下了高速的第一个路口就是加油站和连锁餐厅，所以也并不是很麻烦。我觉得美国的这种设置的经济效应可能会更好一些，能把高速上的客流引导到local economy里去，对增加本地就业机会更有帮助。另外，把加油、餐饮等配套设施和高速公路系统分开，能促进在这些配套设施上的竞争，进而提高服务品质，也能减少rent seeking和corruption的可能。

多年以前当我刚注意到rest area和休息区之间的这种差别的时候，曾经以为这种差别来自于国内交通系统的国营性质。直到后来我去欧洲自驾了几次，发现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家高速公路上的休息区都和国内的休息区很像。后来我想明白了：欧洲这几个国家的高速公路和国内的类似，都是有收费站的。而美国的高速没有收费站，上下高速都很方便，所以就不需要在休息区里提供餐饮和加油了^[1]。

[1] 我看到很多rest area已经提供EV充电了。

我第一次来美国大概是十年前。

和很多第一次来美国的人一样，我当时也对这里马路上的秩序感到非常震撼：车是会让人的。无论是在西雅图市区还是华盛顿湖东边的郊区，行人过马路的时候右转车辆都是会停下来让行人的。另外，车与车之间也很和谐，很少有人加塞、强行并线。两条道并一条道的地方总是井然有序：左边的道进一辆，然后右边的道进一辆，然后再左边的道进一辆，大家都像是有一种默契似的。有时候路上堵车了，只见到长长的一条车龙安安静静的慢慢的往前挪，没有人忽左忽右的变道，一股心平气和的氛围。和很多人一样，我也问了这么一个问题：为什么？为什么这里和国内有这么显著的差别。和很多人一样，我给我自己找到的答案是：美国地广人稀。这个答案很合理：在国内，在上海、北京，行人那么多，车那么多，道路那么拥挤，如果也像在西雅图这边这样彬彬有礼的开车，肯定会寸步难行的。和很多人一样，我也给用纽约曼哈顿的为例来证明道路资源的稀缺度决定了开车的文明程度。

直到我来到了日本。

那次是在大阪，在心斋桥附近的一条繁忙的小马路上。往来的车辆络绎不绝，有送货的小卡车，也有出租车和私家车。路的两边不断的有要过马路的行人。路的中间画着斑马线，仅此而已，没有红绿灯，没有信号灯，没有挥着小旗子的交通协管员。往来的车辆时不时的会在斑马线前面停下，让一大批的行人穿过马路去。停在后面的车并不会拼命按喇叭，催促行人或者前面的车辆。行人也好像很有默契的样子，一批行人过完马路以后，后面再来的三三两两的就会停在人行道上等着，让车子可以过一批。等待中的行人都很从容的等着，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并不会需要等太久，很快就会有一辆车在斑马线前面停下，让这些已经聚集了一定数量的行人穿过马路去。那天我就在那些行人里。相比起刚刚到美国的时候感到的震撼，我当时对眼前大阪街头的这一幕感觉到的震撼更加强烈，它直接推翻了我之前很多年的观点。我在大阪、东京等日本大城市所看到的证明，在道路资源的稀缺的地方，马路上也仍然是可以秩序井然地，开车也可以是很文明的。

不单单是在日本的大城市，在欧洲的一些道路资源稀缺的大城市里，开车也是相当文明的。在米兰、苏黎世、伯尔尼的繁忙的闹市区，我过马路的时候车辆都会停下让我的。在英国、德国、法国和意大利，我在每一个国家都开过几千公里的自驾。遇到过堵车，遇到过修路。开过高速公路，开过小镇之间的郊区道路，也穿行于城市拥挤的街道。在这些国家开车的感觉和在西雅图开车的感觉很接近，很少按喇叭，很少有road rage，很少有想要对前面或后面或边上那辆车竖中指的想法。

不争不抢就寸步难行，当每个人都有这样的预期时，这便成为整个社会的困境。

这就好像同样是满满一屋子的人，有的屋子里大家都很小声的说话，因为大家都很小声，所以每个人都只需要很小声就能让对面的人听到了。在大家都很小声的屋子里，每个人都很小声，因为大家都不想破坏这么好的氛围。如果偶尔有人大声说话，边上的人都会对着他看，把食指竖在嘴上让他小声，于是这个大声说话的人自然就感到了羞愧，记住了要把声音压低。而另一件屋子里，大家都在大声说话。因为大家都在大声说话，每个人都不得不提高了嗓门说话。有人想要喝止大家，让大家一起小声说话，但就算他大吼大叫还吹口哨，仍然没有人停下来听他说，因为所有人都在大声说话，没有人能听得见他的呼喊。这间屋子里有些人想要“从我做起”变得文明一些，于是他们开始降低嗓门说话。但他们的伙伴马上就朝着他们大喊，“大声点听不见！”

如果你问我，为什么第二间屋子里大家都很大声，我只能说不知道。但我知道肯定不是因为屋子里人多。因为同样是满满一屋子人，第一间屋子里的人说话都很小声。

我又回上海了。各位亲朋好友见谅，这次不一一拜访了，这次专门就是回来陪家里人。

记得去年回上海的那几天，正是背痛痛得厉害的时候。痛得最厉害的那两周，晚上睡觉都没法翻身，一换姿势就巨痛无比。以前经常听到美国人说lower back pain怎么怎么，以前都没当回事儿，心里想：不就是背痛么。那时候还以为lower back pain大概就跟晚上睡觉没睡好，早上起来落枕了一样。等到自己痛了才知道有多厉害。早上起个床要起一个钟头，都没法站着穿裤子。弯下身子穿个袜子都疼得哇哇叫。

偏偏那时候还要回一次上海。在飞机场安检，要脱鞋子。我只能让在边上，慢慢的慢慢的蹲下去，边上还要找个东西靠着，才能慢慢的慢慢的解开鞋带，再慢慢的慢慢的坐到椅子上，慢慢的慢慢的拽着裤管把脚提起来，慢慢的慢慢的把鞋子脱下来。然后再重复一遍另一只脚。过了安检，还要重复一遍同样的过程，把鞋穿上。

原本还以为因为背痛会连黄石的roadtrip都去不了了。后来从上海回来以后，看了正确的医生，吃了几个礼拜消炎药，背痛就好了。原来病因就是lower back那几节脊椎周围的筋膜发炎。拍了X光，确认椎间盘（美国人叫disc）没有问题，骨头也没问题，脊椎也没有错位。吃了消炎药（anti inflammation），过了几周就好了，黄石也去了，每天帐篷里钻进钻出。

背痛好了以后第一次坐飞机是感恩节去夏威夷。那天在飞机场安检，我一边脱鞋一边跟朱逢霖感慨，能自己脱鞋就是幸福啊。重要的事情要再说一遍：能自己脱鞋就是幸福啊。

经过了这次背痛，我算是深深的明白了这个道理：无病无灾，就算是很幸福了。很多人到病入膏肓的时候才想明白这个道理。那次背痛之后，我每天都觉得可以回到家里跟家人一起吃晚饭，吃完晚饭还能跟郑轶嘉一起玩一会儿，就算是很幸福了。

班还是要加，活还是要干，工资还是要涨，级别还是要升，新东西还是要学，钱还是要赚，有点子还是要去试，事业还是要有追求的。但就算维持现状，也该知足。我常常跟周围的人说，我们都要知足，我们中的很多人都已经属于美国甚至是华盛顿州收入最高的1％家庭了。占领华尔街运动针对的人里面，我们也是一分子。

干我们这行的，不用忍受风吹雨打、日晒雨淋，不用每天早出晚归，不用打卡，想什么时候去公司就什么时候去公司，想什么时候下班就什么时候下班，想翘一天班去滑雪就翘一天班去滑雪，有些人公司里休假还没限制，每年可以休四五个礼拜的假到处玩。我们这一行，除了有时候要on-call几天，除了常年看着电脑屏幕费眼睛，其他真的没啥可挑剔的。

平时朋友之间聊天，有时有人提到他有个大学同学去纳斯达克敲钟了，或者有人提到他的一个前同事现在在的某某某startup上市了，大发了一笔。说着说着会流露出觉得自己混得很so so的意思来。我说，我这两年想明白一件事儿：if we want to feel bad about ourselves, there are a lot of ways to be successful at that.

想要自己feel bad还不容易么，事业有成的可以羡慕别人事业更有成，嫁了个好老公的可以羡慕别人家小孩有出息，事业家庭都顺利的可以羡慕别人保养得好、身材不走样、皮肤不松弛。就是做到了微软的VP，照样可以feel bad：可以觉得自己的影响力还不够大。或者，自己原来手下一个老印，短短几年变成了自己的老板，而且还是CEO。遇到这种情况，完全有理由可以觉得自己很失败。

但我们这些人得要这么想：的确，山外有山，高人背后还有高人，但我们现在的生活，已经是大多数人想得到却一辈子都得不到的。所以要知足，要感恩。能和家人在一起，无病无灾，能自己系鞋带，就应该每天都感到满满的幸福。要记住那天晚上出去散步，抬头看到猎户座的那个moment。

去年圣诞节我在纽约玩的时候很惊喜的发现那里的出租车都支持Apple Pay了。每辆yellow cab的前座背后都安了一个Apple Pay的”读卡器”，到了目的地以后，坐在后座的我只需要把iPhone靠上去，大拇指放在Home键上把指纹识别出来，支付就完成了。不需要把手机解锁，不需要打开任何app，也不需要扫码什么的，很方便。

不过美国的移动支付总的来说还是比国内发展的慢很多的。正如前阵子朋友圈里有人在说的，现在在上海出门基本上都能用手机支付搞定了，可以不用带信用卡了。美国的手机支付发展的落后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信用卡太发达了。而且这两年有了Square以后，连卖几块钱一份冰沙的小摊都可以刷信用卡了。信用卡那么方便，自然就没有动力、没有需求去拼命搞拼命推手机支付了。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成功是失败之母。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一个市场，某个阶段发展得太好太成功，会增加它向下一个阶段发展的阻力。也许再过十年二十年，等到那时候回头看今天，或许我们也会看到在互联网和高科技的一些其他方面，中国今天获得的成功变成了今后十年二十年发展的阻力。

美国由于地广人稀，人力成本很高，所以最近几年非常积极的在往robotic和无人化上面靠：已经在很多超市普及的self checkout；Amazon的无人机送货；Boston Dynamics的机器狗；很多人家里的iRobot扫地机器人。在今年的国情咨文里，总统还宣布要支持和加快self-driving cars的开发和应用。Newark机场航站楼里的餐厅基本都没有服务员了，每张桌上都有一个tablet，吃饭的人坐下后在tablet上点单，吃完以后直接在tablet上刷卡买单。整个用餐过程中需要服务员的地方仅仅是把菜从厨房端出来。

中国的人力成本相对低很多: 钟点工小时工又多又便宜，骑着电瓶车的快递员满大街的跑，超市雇几个收银员也不算难事，连马路边上只有两个坑位的公共厕所亭都有个人专门负责收钱。罗振宇说，中国的电商比美国发达太多，是因为中国人多、人便宜。这话没错。但这可能也会导致中国的公司和用户缺乏动力和旺盛的需求去搞扫地机器人、无人机送货、self checkout、serverless restaurant和driverless car。梁建章在他的书里说，中国人口资源丰富是好事，但也可能导致”资源的诅咒”。我觉得他说得是有点道理的。

2015年的最后一天，吃完午饭我去配眼镜。

在美国配眼镜和在国内很不一样。在美国配眼镜，比如近视眼的眼镜，是要有医生的处方（prescription）的。像我这种近视眼的人，要先去看眼科医生（OD，Doctor of Optometry）做eye exam，根据检查结果，眼科医生会开一张处方单，上面写了我这个人应该戴多少多少度数的眼镜。而且这个处方单还区分普通眼镜和隐形眼镜的，有些处方单上写清楚了是只能用于普通眼镜的。然后我拿着处方单去眼镜店，自己选好镜框，眼镜店按照医生的处方帮我把眼镜给做了。眼科医生的处方有效期只有一年。一年以后如果还要再配眼镜，就要重新做eye exam拿处方。

这个过程听上去相当的繁琐。不像国内，哪要什么处方啊。我自己在国内那么多年配眼镜，除了小学五年级的时候配第一幅眼镜的时候去的是大医院验光，当时还滴了一天眼药水扩散瞳孔，之后基本上就都是”电脑验光”这样子搞搞就好了。不过好在美国很多的眼镜店都是有”坐堂医生”的，至少我去过的几家都有。一个眼科医生就把自己的诊所开在这家眼镜店里，平时的业务主要就是帮来配眼镜的客人验光开处方。比如我去的那家眼镜店，那个眼科医生叫Dana Kindberg，她的小诊所也是五脏俱全：有个前台负责接待和billing（包括insurance），有两个助手帮着做一些常规的检查，再加上她自己。拿了处方以后出来到店堂里面就可以直接配眼镜，付好钱等一个小时就能拿到配好的新眼镜了。所以其实是挺方便快捷的。

不过因为是2015年的最后一天，眼镜店里人特别多。因为很多医疗保险每年都有一两百块的额度可以报销配眼镜的费用，不用白不用，配一副备用的眼镜放家里也是好的。所以每年最后一两天眼镜店都特别忙。我去的时候是下午两点，眼科医生的前台说他们只有四点二十分还有一个空，而且是另外一个人cancel了以后空出来的。于是我就约了四点二十分的eye exam，回去继续上了会儿班，然后去幼儿园接了郑轶嘉，等到了四点二十回到眼镜店，验光、配了眼镜。

很多像我这样在国内生活了几十年后才来美国的人一开始都不太喜欢、不太习惯美国这种到处要预约的做法。我自己原来也不是很喜欢，不是很习惯。车子servicing要预约（oil change可以直接去），看病要预约，拍B超拍X光片要预约（也不是绝对的，我的家庭医生的诊所自带X光，上次背伤了就是当场拍的片子），国家公园里的campground要预约，去San Juan岛的车渡要预约，去Apple Store修手机要预约，帮郑轶嘉理发也要预约。不预约直接walk in的话八成是理不到发的，倒不是因为理发店都坐满了，而是因为当天来上班的理发师一整天都已经排满了。去很多地方，前台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往往都是”Do you have a reservation?”

习惯了这种到处都要make reservation的社会以后，觉得这种做法其实挺高效的。从客户的角度来说，容易安排自己的时间，不用担心白跑一趟，也不用操心估算要花多少时间排队。否则，排队的时间是一个未知数，未知数一多，时间就很难安排。排太紧了，万一一件事情上因为花了很多时间排队而delay了，余下的每一件事情就都要往后推，也许还会浪费别人的时间。在一个大量实行预约制度的社会里，每个人的时间都有比较好的可预见性（predictability）。

大量实行预约制度对商家也是有益处的，能帮助商家很有效的安排资源，减少浪费，不会出现很多技师、服务员、销售员无所事事坐在店堂里的情况。预约制度就像一只无形的手，既帮助客户避开高峰时间，也帮助商家对客流和需求进行”削峰填谷”。”削峰填谷”的好处是很显而易见的：国家通过分时电价将一部分用电需求引导到晚上非高峰时间；很多旅游区的配套资源在五一、国庆长假期间大大超载，但在平时大部分时间又大量过剩，因此有很多人提议减少长达一周的长假，增加3-day weekend之类的小长假，增加带薪休假，对游客量进行”削峰填谷”。

Better predictability，more efficient resource allocation，less waste，所以总的来说我还是比较赞成广泛的实行预约制度的。

因为增加男性的带薪产假，获益的将会是女性，而不是男性。因为增加男性的带薪产假，将会减少女性在职场上的劣势。

中国的很多公司都只给男性两周的带薪产假，但女员工可以有三个月产假，超过一定年龄满足晚婚晚育标准的可以拿到四个月带薪产假。美国的情况也一样。微软之前一直是男性四周、女性十二周。今年微软调整福利了，变成男性三个月，女性五个月。很多其他公司也类似，尽管产假长度各有不同，但总体上都是女性产假比男性产假多很多。再放眼世界上其他国家，情况也基本如此（参见：https://en.wikipedia.org/wiki/Parental_leave）。

如果一个社会普遍只给男性两周产假，但给女性三个月或四个月，那么生育后代对女性职业发展的影响会远远大于对男性的影响。

两周产假也就相当于一个普通的带薪休假，相当于去国外玩了两个礼拜，回来上班以后，一两天就能把过去两周里没有看的邮件给看完了，一两天时间里就能跟上工作节奏。休两周产假对工作的影响微乎其微。休三个月或四个月的产假就完全不一样了。离开工作三个月或四个月再回来，可能连自己生小孩前最后几周写的代码都已经看不懂了。这三四个月里面，可能发生了reorg，可能有新的项目已经开始了，可能换了老板了，可能原来的设计已经改掉了。每个人又都那么忙，谁有功夫跟你一点点都解释清楚啊。休完三四个月产假回来，状态其实很接近一个刚入职的新员工，至少还要再花几个礼拜才能完全进入工作状态。

很多公司都是每年做一次绩效考评的。如果这三四个月的产假发生在那一财年的上半年，那还好，回来以后catch up了以后还有半年才到考评的时间。这半年好好努力，这一年受的影响可能还不算太大。但如果不巧不巧，这三四个月的产假发生在年中或更晚，那休完产假回来上班时，已经离考评不剩多少时间了。这么一点点剩下的时间里也做不出什么能够大书特书的事情来。那么那一年的考评就算是打了水漂了，基本上就拿个平均分，升职什么的等下一年吧。很多情况下，浪费的可能不止一年。很多老板知道手下女员工怀孕了以后就不给她们分派很关键的岗位了，因为怕她们哪天突然就进产房了，工作交接都没做完。如果再加上怀孕期间身体状态不好，再加上花在产检上的时间，很多时候生一个小孩会耽搁掉两年。

大部分的人生小孩的时候是在二十多岁或三十岁出头一点，工作的时间少则三五年，多的也就是十年上下。工作到这个阶段，耽搁掉一年两年的话其实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损失。这个阶段的人基本上面临着职业发展上一个不大不小的坎：比如要升Senior或Staff了，或者要从IC升Lead了，或者是要从一线升二线了。如果到了那个时间点那个坎没过去，接下去可能就要再等好多年。比如，一个女员工，如果那时还没升成Senior或Staff，等生完小孩，能够花在工作上的时间肯定是多多少少要减少的，之后她们在和那些还没生小孩、比她们年轻三四岁的同事竞争的时候，就要吃很大的亏。

相比之下，同龄的男性就没有这么大的劣势。他们基本上不会浪费掉什么时间。男性不会有孕期不适，不需要产检，产假也只休两周，家里还有父母帮着做家务，还可以请月嫂或钟点工帮忙，基本上工作上一切可以照旧，该加班加班，该出差出差。这就是为什么在较低层级的职位上，女性和男性的比例还不算太不平衡，但在很多公司很多行业，到了中高级经理层往上，女性的比例就大大减少了。原因就是因为很多女性因为生小孩而掉队了。如果男性的产假和女性一样长，女性掉队的情况至少是能够大大缓解的。

男性产假只有两周还会对女性的职业发展产生另一个隐形的负面影响：男性如果只休两周产假，就不能深刻的切身体会到带小孩的辛苦。

两个礼拜时间一晃而过，很多情况下妻子也还没有去上班，加上可能还有上一辈的老人来帮忙。在这两个礼拜里，换尿布、拍嗝、热奶、白天抱着睡、晚上哄睡、给小孩洗澡等诸多caregiving的事情，很多情况下还是被妻子或者来帮忙的老人做掉了。很多爸爸休了两个礼拜产假以后，还是不怎么会换尿布、不知道怎么让孩子入睡。没有大量的亲身体验，就不懂得其中的艰辛。没有经历过抱着孩子午睡一睡睡上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抱到整个肩膀和胳膊发酸发麻抬不起来，没有经历过每天半夜里要挣扎起来喂一次夜奶，这些爸爸们因此也就不能够发自内心的感激妻子的付出。他们的观念可能就一直停留在这样的无知和误解上：”抱着睡有什么难的，我还巴不得天天抱着我儿子／女儿呢“，“为什么要抱着睡呢，为什么不把他／她放到摇篮里去睡”，“为什么要喂夜奶呢，就是因为我们一直喂夜奶他／她晚上才会一直醒过来的呀”，等等。

消除这些无知和误解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让爸爸自己动手带孩子，而且带上一段时间。我自己当时休了一个月产假。那时候朱逢霖已经休完了四个月产假，回去上班了。我的那一个月里，白天就我一个人在家里带郑轶嘉，晚上也是我起来给喂夜奶。那一个月里，我充分的体会了朱逢霖在之前的四个月里有多么的不容易。我相信，如果当时微软已经有三个月产假给男性员工了，我会休满三个月，从而对带小孩的艰辛体会更深。

那些在两个礼拜的产假里没有学会怎么给小孩换尿布的爸爸，可能之后就再也不会去学怎么换尿布了。之后的一两年或更多的时间里，换尿布可能就都是妈妈的工作了。而且，由于这些爸爸没有学会怎么换尿布，偶尔换一下也换的笨手笨脚的，很多妈妈就索性把这事儿全揽过来了：“算了算了，我来换吧，你去把衣服叠一叠吧”。类似的，很多其他caregiving的活也引起类似的原因就都落在了妈妈身上：“算了算了，我来哄他／她睡吧，你去忙吧”，“算了算了，我来喂他／她吃饭吧，你去把碗洗了吧”。这样，在一个男性产假只有两周，而女性产假有三到四个月的社会里，女性不单单因为休产假造成了那一年两年的职业发展停滞，还在今后的两三年里都比男性承担了更多的caregiving工作，进一步造成了女性在工作上的劣势。

也许有人会说，哪怕国家的法律政策给了男性和女性同样多的产假，比如都给三个月，很多男的未必会休啊。这是绝对是有可能的。我见过很多人，他们每年的带薪年假也都没有休完。但给了男性和女性同样多的产假以后，至少有那么一部分爸爸是会休的。今天，也许有一部分的丈夫会有这样的借口：“我是想多休一点产假在家里帮忙的呀，但国家规定只给我们两周产假呀”。到了那时候，至少这样的借口就没有了。哪怕一开始几年里只有10%或20%的男性休满了三个月的产假，那也能促进社会风气和观念的转变。在我所知道的公司里面，Facebook是做的最好的。Facebook无论男女，都有4个月的产假。而且，相当多的Facebook的男性员工都休完4个月的产假的。这让我相信，如果国家的法律规定，所有的企业和政府部门都必须为男女职工提供相同时间的带薪产假，很快就会有很多男性愿意休更多的产假的。

我认为，在中国制定这样的法律，不但是有益的，而且应该尽快的制定和生效。否则，全面放开二胎的效果会大大打折扣：原先只生一个，就会对女性的职业发展产生这么大的影响，那现在要是生两个了，那工作基本上就算是毁了。这样的结果就是，很多职业女性要么不愿意生第二个，要么生了第二个以后就索性不工作了。无论是那种结果，最后都会导致放开二胎所要达到的劳动人口增长的目标无法实现。

高晓松说，他小时候能从德胜门看到香山，后来就只能从德胜门看到西直门，而现在，在德胜门都快要看不到德胜门了。蛮有意思的，典型的北京人的调侃。

德胜门，听着好亲切的，因为我也算是北漂过一年，那时就住德胜门。严格来说是德胜门外大街，简称”德外”。对应的另一侧就是德胜门内大街，简称“德内”。那时候有人问我住哪里，我回答说”德外”的时候都觉得自己特神气。我在北京工程院那一年里就一直住那儿，每天早上走十分钟路去积水潭站坐地铁，每天就都会路过德胜门。我特别喜欢从德胜门前路过的那感觉，所以后来回了上海，有时候上班会绕一点点路，从南丹路的家里去港汇上班，我会从徐家汇的天主教堂前面过。

每天上班的路上都能看到一个特漂亮的东西，无论是山水还是宏伟的古代建筑，以那样的方式开始自己的一天，是一种特美好的感觉。

后来到了美国，先是在Sammanish湖边上住了一年。每天上班都会沿着Sammamish湖往北开十几分钟，然后才接上繁忙的highway。那段湖滨路特漂亮。这大概也是为什么那条路叫做East Lake Sammamish Parkway的原因。好像在美国，凡是叫Parkway的都是风景有点漂亮的路，开着车经过就是一种小小的享受。郑轶嘉生出来以后我们就搬到了现在的家。现在每天从郑轶嘉上幼儿园的路上有一段路正对着Mountain Rainier，那高高的雪山，有时候半遮半掩的在云里雾里，有时候山顶耸入云里像是戴了一顶帽子，有时候万里无云，山上的积雪就闪闪的泛着金色的晨光。每天经过的时候郑轶嘉都会大叫：”爸爸，look，Mountain Rainier！”

我觉得郑轶嘉长大以后一直会记得他小时候每天上学路上看到Mountain Rainier那个moment，就好像高晓松记忆中的从德胜门看到的香山。